作者：秦暉
吾國吾民：背景的比較
“拉美化”還是“南非化”?
近年來國內外批評者在關于中國發(fā)展模式的“反思”中經常提到的負面比較對象是印度與拉美。大致而言，改革前中國人經常把經濟落后的印度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惡果”，那時(1960-1970年代)拉美正處在經濟高增長時期(所謂“巴西奇跡”、“墨西哥奇跡”)，所以中國人不太提及。改革后，尤其在1990年代以專制“鐵腕”掀起以市場化為目標的新一輪改革后，印度仍然常被用作反面“教訓”，但卻變成了“尼赫魯社會主義”、“蘇聯式計劃”的惡果，而被中國的“右派”們用以反證“民粹主義”之害。至于中國的“左派”，則越來越多地以“奇跡”已過、社會陷入危機的拉美為“教訓”，用以批判“新自由主義”之惡，從而造出“謹防中國出現拉美化”、“中國落入拉美陷阱”等熱門話題。
但中國的一些拉美研究專家并不贊成“拉美化”的說法。[1]而更有趣的是：與“新自由主義”意味著資本對勞動的優(yōu)勢相反，很多“中資企業(yè)”(尤其是“大型國企”)一到拉美就感到那里的工農把資本“欺負”得夠嗆。拉美最大中資企業(yè)“首鋼秘鐵”抵制當地的勞工法，開除罷工工會成員，造就了“秘魯工人英雄”胡安·坎查理，這個首鋼眼中的“搗亂者”在工人支持下先當選議員，后成為秘魯勞工部長，他的女兒則民主當選“首鋼秘鐵”所在的馬爾科納市市長。[2]而“首鋼秘鐵”則被勞工運動“折騰”得七葷八素，國內傳媒因此一片驚呼：“海外投資須防工會陷阱”![3]我們的國企老爺可算知道了什么叫“咱們工人有力量”!需要指出的是：近年來拉美左派力量增長，這樣的事或許不奇怪�？墒�“首鋼秘鐵”事件發(fā)生在1990年代藤森政府時期，那可是公認的“右派政府”啊。
拉美之外還有更生動的例子：過去我們的國企在鄉(xiāng)村地區(qū)建廠開礦，“圈地拆遷”從來不由分說，成千上萬的農民說趕走就趕走，哪里有談判一說!但這些年“中資”在加蓬等國圈地，甚至到自然保護區(qū)和國家公園去采采挖挖，卻遭到“西方傳入的”環(huán)保和原住民權益NGO的抗議，中資習慣于通過“搞定”政府來解決問題，而在那里，被搞定了的官員也就袖手旁觀而已，靠他們來彈壓“刁民”，像在國內的定州、汕尾那樣，則嘎嘎乎難哉。當然，在那些法治完備的國家，中資也學會了“循規(guī)蹈矩”。如中鋁公司在澳大利亞開發(fā)奧盧昆鋁土礦，雖然早已與澳大利亞政府達成協議并得到了后者的大力促成，但仍不得不花費一年半時間與當地一個只有千余人的土著部落談判土地租用問題，因為澳洲政府已經把土地所有權歸還了土著。[4]中鋁的“平等待人”在當地獲得好評，可是在國內這個“好榜樣”卻不能宣傳：國外的“工會陷阱”已經夠讓“中資”頭疼了，如果“奧盧昆經驗”傳入國內，擁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國農民也學會了像澳洲那個小小的“原始部落”那樣大模大樣地與政府支持的“大鱷”漫天要價，那還了得?!
于是如今人們發(fā)現：原來“中國奇跡”的主要奧秘在于鐵腕之下誰也不能討價還價，減少了中國經濟學家所謂的“交易成本”，避免了“民主分家麻煩大，福利國家包袱多，工會嚇跑投資者，農會趕走征地客”這種“民主困境”!
顯然，這種情況下在中國扯什么“拉美化”純屬莫名其妙。而一位20年間多次到過南非的菲律賓籍國際NGO活動家卻有個發(fā)現：當年的南非大城市很像今天的北京，而今天的南非大城市卻很像馬尼拉了!這個比較很有意思。
他講的“當年南非”就是1990年代民主化以前種族隔離制度下的南非。這個南非當然不像拉美，但它與中國很像嗎?
今天中國的“左派”喜歡大批“新自由主義”，而“右派”喜歡大批“福利國家”�？墒钱斈甑哪戏�，雖然國際上自由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都把它罵得厲害，但后者從來沒說南非之弊在于“新自由主義”——相反，倒是在種族隔離制度廢除后，民主南非執(zhí)政的非國大被一些極左派抨擊為搞“新自由主義”。[5]而前者更沒有把南非看成“福利國家之弊”。盡管南非少數白人當時的確享有高福利，但誰都知道，占南非人口大多數的黑人盡管并不享有“自由競爭”，卻與“福利”更無緣，他們的福利待遇比任何“新自由主義”國家都低!
幾個“術語”的比較
那么當時的南非搞的是什么體制?我們可以看看那時學界和南非官方常用的幾個術語：
1，“二元體制”(Dualism)：學者常常用這個術語來稱呼種族隔離時代南非對黑人與白人的不同待遇。[6]而在中國，人們形容城里人與農民不同待遇的流行說法是“二元結構”。這個術語來源于發(fā)展經濟學中的劉易斯(W. A. Lewis)模型[7]和不發(fā)達社會學中的波耶克(J. H. Boeke)模型[8]，曾被廣泛用于許多發(fā)展中國家。但是，劉易斯等人講的“二元”僅指城鄉(xiāng)發(fā)達程度與社會結構的不同，并沒有制度性歧視造成身份等級的意思。筆者10多年前就指出中國制度性歧視下的城鄉(xiāng)差異與劉易斯、波耶克模型是完全不同的。[9]一些有識之士也指出把制度性的“城鄉(xiāng)壁壘”稱為“城鄉(xiāng)二元”有把制度性歧視混同于一般城鄉(xiāng)差異之嫌。[10]而南非官方學者同樣用這個概念混同種族壁壘(隔離)與發(fā)展中國家常見的貧富差異，對此，也同樣有人指出：種族隔離下的dualism并不是劉易斯所講的那種概念，而是一種制度歧視。[11]有趣的是，在經濟起飛階段，南非的“白黑二元”與我國的“城鄉(xiāng)二元”的人口比例也相當近似，即都在1：4左右。
2，“流動工人”(migrant labors)：南非經濟起飛的支柱制造業(yè)主要靠黑人勞工，當局要他們在城里只打工不安家，把戶口留在“黑人家園”，因此給他們的官方稱謂是“流動工人”——不稱為“黑人勞工”也有掩蓋種族歧視之效。而我國經濟起飛的支柱制造業(yè)主要靠“農民工”，最近北京大學姚洋教授說這個稱呼不好聽，鄭重建議改稱“流動工人”。[12]我指出這恰恰與南非對黑人勞工的稱呼雷同，惹得他大為光火。其實我當然不認為他存心效法南非(他根本不知道南非有此稱呼)，但他恰恰想出這么個稱呼，這是“英雄”所見略同?還是所據現實的相似?migrant一詞有“移民”和“候鳥”、“往返遷移動物”二義，南非官方正是用的后一含義，即“都市中非移民的打工者”,“候鳥型工人”。按照南非種族隔離理論家W. W. 埃塞倫的說法：他們進入城區(qū)“只是暫時性的，而且是出于經濟原因。換言之，他們只是作為找工作的人。而不是作為移居者被允許進入的。”[13]我們的“農民工”不也正是如此嗎?他們不也有“候鳥”、“兩棲人”之稱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