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種族社會主義”當然以對黑人的殘酷壓迫和奴役為前提。但是這種壓迫與奴役自然不是什么“新自由主義”，更不是什么“自由放任”狀態(tài)下“市場競爭中贏家通吃”的結果。事實上，在這種狀態(tài)下白人與黑人各自內部的“階級分化”都很不發(fā)達，僅就白人內部看，南非幾乎與北歐一樣是發(fā)達的“社會福利國家”[39]。而南非的黑人企業(yè)家階層是種族隔離廢除后才形成的，此前的黑人普遍貧窮。但是“平等的白人”與“平等的黑人”之間卻懸殊有如天壤。

　　這種體制與中國的體制類似。只不過南非的黑白之別對應于我們的“市民-農民之別”。應該指出，中國自1950年代以后的“農民”既不能以聚落類型定義(很多農民實際上居住在城鎮(zhèn)，尤其是我國的縣城，改革前往往多數居民都是“城關公社”的“農民”)，也不能以職業(yè)定義(很多“農民”并不務農，從而形成“農民工”、“農民企業(yè)家”之類概念)，甚至不能以階級定義(不僅有“農民工”與“農民企業(yè)家”，而且還有干群的對立)，“農民”就是以“戶口”為標志的、非經特許改變即為世襲的一個低下身份等級(caste)。改革前的中國就是個無階級卻有等級、而且等級森嚴到近乎種姓制的國家，等級內的所謂平均從來就與等級之間的懸殊并存。1978年我國以貨幣計量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數，在城市內部只有0.164, 在農村內部也只有0.227, 但若計入城鄉(xiāng)差別，則全國的吉尼系數卻達0.331, 已經不比發(fā)達市場經濟國家低多少。[40]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的發(fā)展就具有以“剝削”農民來實現“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所謂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模式特征，曾因此導致過數千萬農民餓死的悲劇。

　　改革30年來，中國城市與農村中都發(fā)生了明顯的階級分化，但應該說相對于“進城打工者”而言，中國的體制對“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深圳這類特殊城市)戶口”的窮人還是可以的，正如南非對“窮白人”也還不錯。不過嚴格說來，南非“窮白人”享有的福利水平還是比我們的城市窮人高。因為那時南非至少白人內部還是有民主制度，白人勞工有強大的自治工會，能夠有效地捍衛(wèi)權益，他們手中的選票也對政府具有極大影響力。而中國就沒有這個條件，其城市工人地位雖比中國的“農民工”和南非民主化前的黑人勞工高些，卻不如那時的南非白人勞工。相應地，中國市民工人對“農民工”的排斥也不像南非“窮白人”排斥黑人那樣強烈。農民工在城里主要還是受到權勢者的歧視。

　　在市場經濟與全球化時代，“特權社會主義”也給“競爭”帶來“特色”。如前所述，南非布爾人搞工商業(yè)不如英語白人，但靠著國家權力的支撐，在金融與房地產領域暴富的很多。所以1970年代以后，南非逐漸形成了這樣的社會結構：英語白人構成主要的私營工商業(yè)者階層和外資管理層，阿非利卡白人除了成為公務員與國家強力部門(軍警等)職員外，經濟上主要依托國家，一些人成了有國家背景的壟斷寡頭，更多的“窮白人”則在國有壟斷部門當高工資高福利的“特權工人”。而黑人青壯年多在城里為私營部門打工，或者在國有企業(yè)中從事白人不愿干的臟、累、險工種，他們的家屬則有相當一部分在“戶口所在地”即所謂“黑人家園”成為留守一族。

　　而在改革后的中國也很類似：競爭性領域里私營工商業(yè)者迅速成長，金融-房地產領域則崛起了大批有官府背景而“空手套白狼”的寡頭，壟斷性國企依靠“國家汲取能力”和壟斷性暴利不僅管理層暴富，員工中也出現所謂電業(yè)公司“抄表工月薪萬元”式的貴族工人。(但非壟斷性中小國企紛紛解體、“改制”，工人“下崗”后地位淪落的現象在南非種族隔離時代少見，倒是民主化以后，新政府對為布爾人提供大鍋飯的國企進行私有化，造成了類似的布爾人“下崗”現象)而兩億“農民工”成為中國制造業(yè)的支柱與藍領階層的主體。他們的家屬則在“社會主義新農村”成為留守兒童、留守婦女與留守老人。

　　如前所述，“種族社會主義”狀態(tài)下不可能有什么“新自由主義”，但更不可能是什么“福利國家”。盡管南非與中國發(fā)達的國家財政給中國的市民和南非的白人(這兩者在兩國人口中的初期比重也相當近似，即都只占1/4左右的少數)提供了相當的社會保障。但是，其他絕大多數人口則不但被排斥在“福利”之外，而且“自由”也很少。在“既無自由也無福利”這兩個方面，我們的“進城農民”處境也與他們的“進城黑人”有非常大的可比性。不過，那時的南非由于在白人中實行民主，白人內部的福利制度還是相當到位的。而中國由于在市民中也沒有民主，即使是市民中的福利制度也帶有更多的特權性，具有筆者所說的“負福利”特征。[41]此外，南非黑人民權運動看問題比較清楚，如前所述，他們既為黑人爭取自由，也為黑人爭取福利。可是中國的許多“改革反思者”就糊涂得多，他們“左派罵新自由主義，右派罵福利國家”，似乎還嫌老百姓的自由、福利都太多!

　　“低人權”是為了捍衛(wèi)“主權”?

　　畸形“民族主義”與“文化自尊”理論

　　在南非歷史上，英語白人與布爾人作為白人無疑都壓迫過黑人。但由于英語白人在工商業(yè)經營方面競爭力較強，較少依靠特權，并且更崇尚自由競爭，因此他們在種族問題上相對開明，并且與以英語國家為主流的國際社會的人權壓力形成呼應之勢。

　　人類各民族都有從野蠻到文明的歷史，英美各國也并不是自古以來就尊重人權的，無論對內還是對外，在人權問題上他們都有不光彩的過去，包括在殖民地侵犯人權的行為。但應該說，近代人權的進步的確是在這些國家率先取得突破，首先是在國內人權方面，然后也表現在國際上。聯合國兩個“人權宣言”就體現了國際社會促進各國人權保障的努力，而英語國家顯然是這種努力最重要的推動者，在南非問題上也是如此。當然，英美外交歷來有“利益外交“與”道義外交”的兩面。從利益上講，它們作為市場經濟國家由于本國資本不肯放棄在南非賺錢的機會，在制裁南非的問題上往往半心半意，使制裁有名無實，客觀上放縱了南非。[42]但從“人權外交”的角度看，再有名無實的制裁畢竟也是一種道義上的壓力，其對南非的影響不可小視，尤其在南非國內英語白人的呼應下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