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今年5月下旬，中美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期間的一場新聞吹風會上，一位國外記者提問：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一份關于中國匯率的評估報告，為什么中國政府沒有允許其公布？其時，中國有關方面的負責人答曰：沒有這份報告。

此后的6月19日，雖在預期之中，具體時點卻有些出其不意，中國人民銀行宣布，重啟匯改，人民幣匯率再次進入“彈性之旅”。

時至7月8日，美國財政部公布了推遲數月的“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這份報告對美國的貿易失衡狀況進行了全面評估，同時，并未將“匯率操縱”標簽貼給任何國家。對于中國重啟匯改之舉，報告相當熱情地稱之為“Significant development（重大進展）”，對于“How fast, how far（多快，多大幅度）”，又略帶謹慎地表示，財政部將拭目以待。最讓我留意的是，在關于中國一節(jié)的末了，該報告稱，IMF與中國的“第四條款磋商”報告，提供了關于中國宏觀經濟和匯率政策的諸多有價值的信息（這句話的時態(tài)是“完成時”，意味著這份報告已經在官方渠道公布），并希望中國政府最終披露這份報告的具體內容。

“神秘”報告

那么，這個神秘的報告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根據公開信息，讓我們試試看能否找到這份報告的“蛛絲馬跡”。

了解IMF運作的人知道，所謂的“第四條款磋商”是IMF與其成員國進行雙邊監(jiān)督的主要形式之一，IMF通常與成員國每年舉行一次磋商，討論該成員國的經濟形勢與政策，并提出政策建議（其法律依據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四條款，故稱“第四條款磋商”）。

一般而言，在磋商過程中，IMF會派出代表團訪問成員國，就經濟形勢與政策交換意見；其后IMF執(zhí)董會會討論工作人員提交的報告；最后IMF發(fā)布關于磋商結果的信息公告。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最終是否公布這個磋商報告的具體內容，是由每個國家自己決定的，也就是說，如果中國不同意，IMF就不會公開這個報告。

公開信息顯示，6月30日，IMF副總裁筱原尚之（Naoyuki Shinohara）趕赴北京，拜會了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財政部、銀監(jiān)會、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進出口銀行等部門負責人。而IMF執(zhí)董會的日程表顯示，執(zhí)董會將在下周一（7月26日）對中國的第四條款磋商報告進行討論。有意思的是，關于美國的討論也被安排在同一天。

這意味著，如果中國政府愿意，那么大家不久就可以一睹這份神秘報告的模樣。我們期待看到這份報告的內容，并非僅僅出自新聞記者素來的好奇心，事實上，正常限度內透明度的提升向來是一件好事。

對于熱錢的討論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過去相當長時間中，由于數據的混沌，大家對熱錢眾說紛紜，以至于危言聳聽；但隨著今年國家外匯局數據透明度的提高，更多數據更及時地被披露，學界和公眾對數據分析和解讀有了良好的基礎，大量猜測、錯誤判斷和誤導立刻沒有了土壤，于是針對一個“神秘話題”幾近娛樂化的熱炒終于降溫，更多冷靜而科學地分析和探討由此逐漸成形。

信仰VS 禁區(qū)

關于人民幣匯率的討論亦是如此。

不覺間，在西方，關于人民幣匯率的討論幾乎成了一種“信仰”，或曰一種時尚，指責人民幣匯率對貿易失衡的“罪過”執(zhí)拗而簡單；而在中國，人民幣匯率的討論卻似乎正在成為新的“禁區(qū)”——兩者都沒有基于客觀冷靜的經濟學分析。這一方面要歸因于西方政客拙劣的“政治技術”和民眾的天真；另一方面，信息的缺失，對評估方法論深入討論的嚴重不足，民粹主義的蔓延，也讓關于人民幣匯率的討論要么浮于表面，要么羞于展開，這兩者都只能導向簡單化而無益的局面。

關于人民幣匯率，我們需要基于科學思維、更加透明、更加深入的討論。事實上，關于匯率水平的評估、匯率制度的選擇，以及匯率制度和宏觀經濟的互動，學界和決策界都遠未找到成熟的答案，以往被認為是“完美答案”的諸多定論也正在被新的實證研究和國別實踐而質疑乃至推翻。在求解難題、尋找答案的過程中，透明和開放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

那么，我們擔心什么呢？也許是相對負面的評價，以及關于人民幣低估的結論。但是，信息的缺失和不透明，反而會放大既定的誤解，尤其是當這些信息已經在官方渠道傳閱、而最終卻沒有被公之于眾的情形下。

事實上，IMF關于匯率的評估方法并不是什么秘密，其基于經常賬戶、真實有效匯率和國外凈資產的三種方法論，也絕非沒有值得討論甚至可質疑之處。在下一期專欄中，我會逐一討論這三種方法論。期待能盡快一睹IMF中國第四條款磋商報告的模樣，這無疑將為人民幣匯率討論走向深入提供新的平臺和研究依據。（作者系本報副總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