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寬
幾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批評郎咸平。批評他的觀點:民主對中國沒有任何好處,中國當前只有加強中央集權和嚴刑峻法才有出路。郎咸平的言論很有煽動性,加上郎還雇了公關公司來包裝營銷自己,在網上,任何批評郎咸平的言論,都會遭到很多謾罵。所以上次批評過郎咸平以后,我想,行了,我已經盡到提醒公眾的責任了。而且從那以后,我觀察郎咸平也有了很大轉型,最近幾年他很少再就國家政治體制問題發(fā)表他的所謂“學術見解”。也不再提他當年發(fā)表的“國有企業(yè)效率高”等觀點。而是專心到各地演講賺錢。
要是能專心賺錢少搞些似是而非的見解,倒還真是一種進步。不過最近幾天,有朋友發(fā)來郎最近的文章《印度的腐敗,難以想象》,在文中,郎把印度描寫成了一個非常不堪的國家,尤其是嘲笑印度的民主。在我看來涉及到一些常識性的判斷,這種誤導性的觀點,在轉型期的中國是非常有危害的,而這篇文章代表著郎幾年前就讓我警惕的價值觀依然一以貫之。
我從2006年起成為美國New School 大學中印研究所的Fellow,在其資助下,曾兩次前往印度進行訪問和田野調查,接觸了政府官員、商人、學者、社會活動家,包括底層的農民、礦工、手藝人,甚至毛分子游擊隊。以我的親身經歷,更覺得郎咸平對印度,尤其印度民主的評價,錯亂不堪,有一些則是完全違背事實的捏造。
中印比較的邏輯基礎
很多學者都喜歡比較中印這兩個亞洲人口大國,但是在我看來,這種比較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簡單和粗糙,很多人又愛下大結論,諸如通過中印的GDP或者出口數(shù)據比較,就得出哪個社會制度更優(yōu)越。這是非常不嚴謹?shù)膽B(tài)度。
如果一定要比較印度和中國,最基本的邏輯基礎是多變量的綜合分析。比如說你要評價炸雞翅這種食品對人的健康好還是不好,你不能拿飛人博爾特來跟我比,博爾特喜歡吃炸雞翅,他得了奧運冠軍,我不喜歡吃炸雞翅,跑得沒博爾特快,所以多吃炸雞翅的人跑得快。這算是學術研究嗎?
可郎咸平的比較邏輯也是這樣,印度搞民主選舉,中國不搞民主選舉,中國GDP每年增長10%,印度每年增長8%,說明民主不管用,不搞民主,更有利于經濟發(fā)展。
真正了解中國與印度之后,會發(fā)現(xiàn)雖然看上去,中國和印度都是發(fā)展中的人口大國,但其資源秉賦特別是歷史積累其實差別很大。
印度不像中國,早在周天子的時代就形成了中華認同概念,秦始皇又建立了大一統(tǒng),而印度,在漫長的歷史中更像是一個地理概念而不是國家概念。直到今天,印度普遍國民的國家認同也遠遠沒有中國人強烈,這使得印度很多問題上確實像是一盤散沙。要是干像中國那樣動員全國的資源來搞奧運會的事情確實比較困難。
印度大陸是平坦的,表面從數(shù)字上,印度的可耕地比中國多,但印度處在熱帶地區(qū),全年分為兩個季節(jié),雨季和旱季。歷史學家蘭德斯的著作《國富國窮》從經濟、文化、制度、自然資源、歷史傳統(tǒng)等方面對國家經濟潛力進行比較,他的分析從產值和人均收入來看,溫帶到熱帶總體趨勢是越熱的地方國家越窮。而中國由于多山,雖然耕地面積相對不多,但是多處在暖溫帶和少部分亞熱帶,氣候更加溫和,有更好的條件發(fā)展農業(yè)和包括理論上的資本主義經濟發(fā)育。
這個道理也很簡單,印度到了漫長的旱季,氣溫常常動輒接近50℃。這樣的氣候,不要說種莊稼很困難,勞動也是很大的痛苦。睡覺,減少身體消耗,是最明智的選擇,所以釋迦牟尼時代能夠制定僧團組織過午不食的紀律,而在中國大多數(shù)地區(qū),晚上不吃飽飯是抗不住的。這也是一種傳統(tǒng),在一年之中,印度人的工作時間要遠少于中國人。
再加上印度教有樂天知命的傳統(tǒng),甚至反對現(xiàn)代化,中國民族意識的崛起,伴隨著學習“洋務”,興辦實業(yè),而甘地領導的獨立運動,他的政治理想,不是讓印度發(fā)展經濟,而是讓印度回歸反工業(yè)化的田園社會。甘地的理想也深遠地影響了印度社會,在這種觀念看來,要賺那么多錢干嗎,活這么累干嗎,知足就行了,經常唱唱歌跳跳舞不是蠻好的么。甘地自己就整天只裹一塊破布,過絕對的低碳生活。
這也是為什么印度的人均GDP不如中國,而按照蓋樂普的統(tǒng)計分析,印度的國民幸福感卻排名在中國之前。學過經濟學的應該知道,幸福感水平是比GDP或者出口量更能衡量國民需求的滿足程度。
郎咸平先生也是知道這個事實的,他曾在一次演講中做很有良知狀說“中國人的收入全球最低,工作時間最長”,但為什么在他進行中印制度比較的時候,就忘記了這個重要變量差別呢。
在我看來不能理解什么是幸福的人,很難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經濟學。
中國現(xiàn)在每年GDP增長10%比印度高,但有多少含量是靠透支資源,搞建設,搞拆遷,把一條路修了再挖,挖了再修搞出來的。而印度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8%,是靠軟件業(yè)、服務業(yè)這些更有技術含量的領域,增長質量比中國要高,而且人家的增長是在一邊唱歌跳舞的條件下達到的,中國如果還不感到危機感,反思自己的發(fā)展模式。像郎咸平這樣嘲笑印度的民主,未來只會證明自己的可笑。
郎咸平還說印度“人口比我們少2億,耕地面積比我們多40%,結果他們是最大的糧食進口國,他們養(yǎng)不起自己的老百姓。”這說法和事實不符,印度的稻米和一些經濟作物的出口,都遠遠領先中國。而就算印度進口很多糧食也不能得出“印度養(yǎng)不起自己的老百姓”的結論。印度不像中國用戶籍制度把農民捆綁在土地上,而是放開勞動力流動,允許土地撂荒,他們的農業(yè)政策,沒有搞“以糧為綱”,缺糧食,就到國際市場上進口,做更符合自己比較優(yōu)勢的事情,這未嘗不值得我們參考。
如果真是認真學了經濟學的人,就應該知道阿馬迪亞森的重要研究,中國和印度相比,中國因為當年的體制,一邊已經遍地饑荒,一邊還在向國外出口糧食,結果在風調雨順的年景搞出個“三年自然災害”,印度是真遇到了自然災害,卻因為政府能夠反映民眾的需求,通過進口糧食避免了饑荒的發(fā)生。郎咸平如果是一個尊重事實的嚴肅學者,他先應該回答,中國有這么溫和適合耕作的氣候條件,和全世界少有的勤勞人民,當年卻搞出饑荒的慘劇,這和他呼吁的加強集權,有什么邏輯關系。
印度的腐敗程度真的難以想象么?
郎咸平先生告訴中國讀者,“印度的腐敗程度難以想象”,這非常讓我吃驚。印度確實有很多的腐敗,腐敗確實有傳統(tǒng)因素的影響,不是光靠民主就能解決的?墒牵上唐竭@個一年到頭在大陸撈錢的人,說他發(fā)現(xiàn)印度腐敗“難以想象”,就有些不可思議了。
根據“全球腐敗指數(shù)”,印度和中國的腐敗水平,基本是不相上下,同一水平的,大致都是在七十幾名左右。印度是一個地方自治的分權制國家。所以腐敗也各有特點。在我看來,印度的腐敗更像是一種自下而上的草根分沾機制,而不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精英侵占機制。
所以我也接觸過一些在印度投資的商人,他們普遍反映越是在印度基層地區(qū),越是腐敗嚴重。在印度有些地方的政治家?guī)缀跏浅嗦懵愕母瘮》肿,報紙經常報道,大家也都知道,但是民眾就是愿意選他,因為他在腐敗中,也維護了地方利益,甚至腐敗來的錢,很大一部分,也要為了選舉的需要,給選民送禮。
如果一個地方政治人物,光是腐敗,而對他的選民不大方,下次別人就很難再選他。我聽印度基層地區(qū)的朋友介紹,有的地方,競選人會給一個家里送一臺電視機,一臺摩托車之類的貴重禮物。在印度很大程度上的腐敗,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利益分配渠道。而在印度的政治高層,相對比較精英化,道德職業(yè)水準也較高,比如商務部一個處長就可以撈幾千萬的案例,在印度是比較罕見的。
而讓郎咸平判斷印度不如中國的最主要例子是:“香港一個大集團的CEO,他帶著香港的商會去印度投資,他回來抱怨說,在內地我做個生意,我可能會找內地官員和人脈,問題不大,成本并不是很高。但印度不行,我找了那個A部門還不行,B還要說話,B說完之后,C又出來說了,到最后我發(fā)現(xiàn),我請了一堆人出來,沒有人能辦事。”
這體現(xiàn)了他最根本的邏輯,在中國,郎咸平認為只要花錢就好辦事,而在印度花錢也不見得好辦事,就覺得中國比印度好。從此你就可以理解郎咸平所提倡的法治到底是什么貨色,也能理解他的道義包裝背后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場說話。
在中國大陸某些地方,商人到一個縣投資,“成本不高”。而在印度權力有一個分權的制衡系統(tǒng),不是搞定一個人就行的,這其實是說,在中國腐敗成本比較低,腐敗收益比較大,而在印度,腐敗成本比較高,而腐敗收益比較小。這樣兩個國家,聽完郎咸平的介紹,讀者如果自己用腦子想一想,會覺得哪些腐敗更加可怕?郎咸平向中國讀者宣稱印度“這一種多元化的腐敗體系,它所造成的交易成本之高,是中國的10倍、100倍”,我真不知道,他是通過什么樣的“學術研究”算出來的。
這種腐敗模式的差異,也造成了經濟結構的差異,中國的經濟巨頭,更多錢權交易,明顯的表現(xiàn)是比如中國的富豪榜上,幾乎多數(shù)都是地產商,依靠從政府拿地賺錢,而印度排名在前的富豪,幾乎沒有地產商,而是以Infosys為代表的世界級軟件巨頭;甚至想收購寶鋼的更加國際化的米塔爾鋼鐵;搞實業(yè)的汽車巨頭塔塔……這些在國際舞臺上的印度企業(yè)家,用周其仁教授的話來說,“一不靠出售自然資源,二不靠廉價勞動力優(yōu)勢,三不靠販賣軍火,四不靠政府補貼?渴裁茨?靠技術創(chuàng)新產品、管理、本土和非本土市場開發(fā)。”
印度的企業(yè)環(huán)境和企業(yè)家精神,不說學習,至少也應該值得很多中國企業(yè)和學者的借鑒,而不是像郎咸平那樣出于無知,或者忽悠老百姓以自恃高明的嘲笑。
知識分子應該為蒼生說人話
在郎咸平看來,印度的體制是低效的,他舉的例子是“你看那個浦項制鐵,它當年進印度的時候,那真是費了勁了,為什么?它要占用村中的林地,這些居民鬧得李明博跟辛格談判了好幾次。”
與此相比中國的體制,官員的決策實在是太高效了。
這是郎咸平所推崇的集權帶來的高效,在中國,一些地方官員,想拆哪片,就拆哪片,想拆誰家的房子,就拆誰家的房子,想征哪個村的地就征哪個村的地,轉手賣給開發(fā)商,地方政府就可以賺大錢。誰不服,地方官員就壓制,甚至可以把人抓起來。這種所謂“高效”而無視法律的權力機構,就是郎咸平所提倡的,在郎咸平看來是低效的,在我看卻是對哪怕最弱勢的公民權利的保障。
在中國不少縣,你都會看到政府門前寬闊無比但是格調低俗的大廣場,看到八個車道的大馬路在赤裸裸地炫耀權力的意志。這種郎咸平所提倡的高效有執(zhí)行力的政府,常常讓我感到惶恐,和為它的人民而痛心。不談權力的運行機制,和權力來源的合法性,光講集權和人治,是無知而無恥的。
在我看來一個知識分子存在的價值,應該為蒼生說人話,而不是為人治的強權唱贊歌。郎咸平和他的營銷團隊,包裝他的口號是“良知”二字,雖然我認為學者首先要保證的是尊重事實和邏輯,為公眾提供真實的判斷,但如果一定要談良知,從目前的言行來看,假如郎咸平身上真有被叫做良知的東西,還真的要思量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