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聽到有人否認中國模式的存在，我就笑了：明明有個中國模式嘛，怎么能視而不見呢？我笑我們不能幼稚到變成鴕鳥，用價值判斷替代了事實判斷：不 喜歡的東西就權當它不存在。明明是你不喜歡這個中國模式，卻不敢直陳其弊，把頭插進沙堆里說沒有中國模式。僅拿經濟的“中國模式”說吧，國家對于社會的 “三重賦斂”，明擺著是個舉世無雙的中國模式嘛。

　　三重，直說是三遍。賦斂，直說是收錢。“三重賦斂”，直說就是國家收了社會三遍錢。強制性稅收是第一遍，這是普世模式，無可厚非，也沒有中國特 色。而之后收的兩遍錢，全是中國特色，全球獨一無二。稅收之外，總量驚人的強制性收費是第二遍賦斂。之后還有第三遍賦斂：壟斷國企的強迫交易與強迫消費。 你看，稅收這一道錢之外，明擺著老百姓又被政府多收了兩道錢，也明擺著收出了國富民窮，能說這后兩遍收錢不是中國特色？能說沒有中國模式？

　　常識告訴我們，政府有權依法收稅但無權另外收費，更無權做大、做強官辦企業(yè)與民爭利，偏袒壟斷國企食利自肥，放任國企吃霸王餐，靠強迫交易與強 迫消費變相收稅、收費。但中國模式名不虛傳，完全合乎“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的膽大妄為，硬是顛覆了普世法則，在稅收之外，加收了兩遍錢。稅收賦斂 是普世模式，但收稅之外靠收費強制獲取民財，卻是加倍賦斂的中國特色。你知道收費一般沒有法律依據，但卻有著形形色色、多如牛毛的行政條例、“暫行辦法” 等等保駕護航。據周天勇保守估計，“僅2007年，企業(yè)除了向政府各部門正規(guī)繳納稅外費用外，用于支付由于行政管理、審批、監(jiān)督、執(zhí)法等方面尋租設置的費 用，在8000億元人民幣以上”。“我們現在這個財政全部收入實際上只是整個稅收加上一點分稅收，而稅外脫離預算管理的資金，包括土地，包括社保，包括國 有企業(yè)的利潤，以及大量的收費罰款，我非常保守的算了一下，2009年我國預算率大概6萬多億，如果加上社保土地，收費罰款，還不包括國有企業(yè)的利潤，這 么幾項，整個財政收入就是11萬2千億，占GDP33%-34%左右，這個稅負在全世界已經和發(fā)達國家的稅負水平一樣了。(周天勇語)”至于公民個人呢？ 個人在辦理各類官辦事務時，被巧立名目勒索繳納的這費那費，恐怕更是個天文數字。全國每年稅外的收費到底有多少？我連個大致的粗估數據都搜索不到。為什么 搜不到？因為各部門依靠“合法傷害權”收的費多進了小金庫，又大多被當作獎金、福利分了肥，根本見不得陽光，哪能有個準確數字？

　　更有中國特色的，是已經躍居全球經濟巨無霸的壟斷國企，通過強迫交易與強迫消費收取的第三遍錢，也即壟斷寡頭們的超額暴利，更是個天文數字�，F 存的31750家國企，大都占據著市場食物鏈的上位。其中150家超強、超大的恐龍級企業(yè)，2007年的利潤合計就遠超過1萬億。由于中國存在著國企與非 國企，壟斷與非壟斷，市場與超市場，可再生的加工業(yè)資本與不可再生的資源、能源資本，彈性消費部門與“控制生計與生存部門”(劉易斯語)這個二元結構，一 直以來，也就存在兩套資源配置方式，通行兩種交易規(guī)則，存在著兩類價格，存在著事實上的價格雙軌制。一類，是外企、民企等彈性消費部門的競爭性自由交易價 格，不可能只漲不降。這類低價惠及了大眾不說，還對沖了國企的高價。另一類，則是“控制生計與生存部門”的壟斷性強迫交易，價格只漲不降，沒有談判余地。 這類高價像變相的橫征暴斂，令人憤憤不平。如果說吃飯、穿衣或買家電、買車，你還能選擇、能講價；那么，上學、看病或居家繳費、加油、買房，你沒選擇也不 能講價。憑什么你人工養(yǎng)了半年的一條魚才賣6塊，它工業(yè)化加工的一升汽油也賣6塊？一想到加1箱汽油等于你半個月的生活費，或繳1次200元的罰款等于你 好幾天工資，不能不讓你感到存在著兩類價格，碰上了強迫交易；你也不能不聯想到那個官價“半匹紅紗一丈綾”就牽走了賣炭老翁的“一車炭，千余斤”。

　　國企的“抓大放小，有進有退”過程，其實是個有主有次、有先有后、有大有小、有強有弱的企業(yè)區(qū)別劃分過程，也是個有保有棄、有親有疏、有薄有厚 的企業(yè)差別化待遇過程。這么一個通過識別而差別化對待的政策核心，平心而論，既不是平等競爭的市場統一規(guī)則，更不是個公平的制度構建。實質上，這是通過分 割企業(yè)而分割行業(yè)、分割資源，分割利益，分割市場的過程。面對今天這個制度性制造貧富分化的二元市場或半市場，你覺得奇怪嗎？不奇怪嘛。

　　當然了，你會說完全市場也太理想了吧？超正點的公平市場哪里有嘛，地道的自由競爭哪里有嘛，“不完全競爭”滿世界都是嘛。我說也對，理想的市場 的確沒有，但壟斷比重這么高，壟斷的程度這么高，兼有了自然壟斷、行業(yè)壟斷和行政壟斷3重壟斷，以及寬泛至資源、能源、原材料、交通等幾乎所有基礎產業(yè)， 頂端至金融、保險、通訊、科技、網絡、信息、醫(yī)療、教育、文化、新聞等產業(yè)，幾乎全是國企主導的領域，滿世界的確沒有。最適宜自然壟斷的土地，普世模式是 私有化的。最適宜行業(yè)壟斷的郵政、鐵路、航空等，普世模式也可以是民營化的。最適宜行政壟斷的武器裝備等軍工生產，普世模式一直也有民企在競爭。說穿了， “不完全競爭”畢竟還是市場競爭，跟國內常見的“我花開后百花殺”的強迫交易與強迫消費，壓根兒不是一回事兒。

　　壟斷寡頭憑什么能吃霸王餐？憑借其耀眼的政治光環(huán)，獲取了無人能敵的市場霸權。它們打著抽象的“國家利益”、“全民利益”的名義，拉大旗做虎 皮，包著自己嚇唬別人，目的是維持和擴張自己超經濟的特權。維護特權王國的實質是維護特權利益，實行超市場的變相收稅、收費。搞笑的是，政協發(fā)言人趙啟正 用來反駁“國進民退”的數據，竟是2009年度私企效益遠高過國企。我以為這組數據真是幽默，能從常識角度對我們再次啟蒙：原來國企的效益還是這么差呀！ 我還以為他們真像自己展示給社會的外表那么輝煌呢。對此，我們只能得出一個邏輯的結論，只能顛覆國企優(yōu)于私企的價值偏好：國進民退，就是汰優(yōu)擇劣；民進國 退，才叫優(yōu)勝劣汰——如若不信，你不妨讀讀這組數據：“2009年，中國私營企業(yè)和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yè)的同比(今年比去年叫同比)工業(yè)增加值，私營企業(yè)是 18.7%，國有企業(yè)是6.9%。總資產或者說資產合計，私營企業(yè)增長20.1%，國有的是增加14%。從業(yè)人數，私有企業(yè)增加5.3%，國有企業(yè)增加 0.8%。主業(yè)務收入，私營企業(yè)增加18.7%，國有企業(yè)降低0.2%。企業(yè)利潤方面，私營企業(yè)的總利潤增加17.4%，而國有企業(yè)負4.5%。(趙啟正 語)”

　　中國是個與眾不同、與世迥異的國家，這一點憑直覺就能斷定，誰能否認？“中國特色”四個字，我們原本耳熟能詳：官員習慣于拿它自詡，民眾也習慣 于拿它自嘲。也就是說，中國人歷來習慣于自國中心，歷來見識淺淺但自信滿滿，歷來我行我素，不屑于見賢思齊，改弦易張。因而，我們歷來護犢子、護短，反對 全盤西化，一心保衛(wèi)自己這個與世迥異的“中國模式”。我以為，問題的焦點，根本不在于有沒有個中國模式。中國模式明擺在那兒，誰能否定？事實判斷沒有問 題，問題出在價值判斷上：官方覺得它很好，而大眾感覺它不好。

　　中東各國曾被稱為“食租國家”，是指國家財政主要依賴石油收入而不是民眾納稅。俄羅斯也有類似食租的特點，可以靠豐厚的石油天然氣獲利，為本國 居民提供廉價住房與水電油氣供應。食租國家往往坐擁豐厚資源，有租可食。政府食租后，可以降低本國居民的稅負并提升社會福利。這類食租國家決沒有三重賦 斂，不但沒有收費，沒有壟斷國企扼住民生剛性消費的咽喉強迫交易，就連稅收那一道，都少之又少。根本沒有國內這類三重賦斂，超市場榨取，變相納稅，像漁夫 扎緊魚鷹的脖子一樣搞得國富民窮。中國模式在“三重食租”、超額賦斂的同時，并未降稅減費，也未能大幅提升居民福利，反倒造成民生艱辛與貧富分化。面對這 個獨一無二的中國模式，你是否定它的存在？還是否定它存在的合理性？如果是正視其存在但否定其合理性，就“必須讓權力與財富脫鉤，使得有權者無法再靠傷害 或控制他人迅速致富，而這就意味著政治改革(蘆笛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