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小品與手機段子正在空前發(fā)展，它們與信息產(chǎn)業(yè)合作，帶來高收視率、高效益，同時在游戲人生、稀釋難題，有意無意地推廣著油滑與魯迅所說的“看客”意識。網(wǎng)絡更是使大批的青少年、包括過去無緣染指文化的打工一族，參與到社會討論、指點批評、設壇（博客）立論、兜售叫賣、討伐掃蕩、制造輿論中來，從而推動了文化參與的廣泛性與民主性有時還有短平快性。
這首先是好事，是文化民主的發(fā)展與社會生活活躍的表現(xiàn)，是輿論空間的擴大。但問題是，文化的高峰不能靠人多勢眾來攀登，文化的瑰寶不能靠炒作與鋪天蓋地的傳播來培育、締造、篩選。大眾的平均數(shù)，將無助于促進一個民族一個地域的文化的積累提升，而或許帶來的是一個民族一個地域的文化的平庸化、低俗化、貧乏化的可能。
我們不是多次強調了建設創(chuàng)新型社會的必要與決心嗎？靠平庸與混世，靠一般的營商與競爭心態(tài)，是不會有什么認真的創(chuàng)造的。創(chuàng)新的文化基礎與精神準備是不可或缺的前提。真正能夠做出創(chuàng)新的成果來的是人才，是對于祖國、人類與文化傳承的責任感與大無畏的獻身精神，是真正的智慧與擔當。愛護人才、尊重人才的口號仍然為我們所需要。為了愛惜真正的人才，使真正的人才脫穎而出，就需要具有真正的文化、學術與藝術的權威評估平臺與評估體系。
甚至在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在文化、學術與藝術的評價上，主流與精英人士也絕對不是跟著傳媒炒作與點擊數(shù)量、更不是跟著福布斯排行榜走。例如《紐約時報》的書評與劇評，令許多大家與文化產(chǎn)業(yè)大亨也惴惴不安、等候評判。而那些所謂的“文化明星”，多半根本進入不了該書評劇評影評的視野。而恰恰是我們這里，一些所謂專家，拿了次紅包，被招待旅游了一趟，就趕緊為天知道的文化新資源新產(chǎn)品作人證“學理”證與唱頌歌。我們的專家與專門團體、直到研究機構的資質、公信力、操守乃至專業(yè)素養(yǎng)等，都大大有待于重整旗鼓，從頭樹立。
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我們的傳媒在文化上豈能唯錢是瞻？我們豈能沒有自己的品位與標準、使命與責任？我們豈能忽視文化的思想內涵與它對于提高人民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質量的有效性，它的完美精湛的形式、它的智慧含量、它的合理性、它的感人的魅力、它的繼承性與創(chuàng)造性的結合？一個社會主義中國的傳媒，沒有自己的文化品位，沒有自己的文化權威，沒有自己的文化公信力，不能在文化評估上發(fā)出自己的有力的聲音，這是一個傳媒的恥辱，不管它有多少廣告利潤！
我尤其寄希望于我們的高等院校，那么多文化人，那么多碩士博士教授博導，我們的高校應該建立自己的文化評估體系與威信。同時我也完全相信，迅速走紅的明星們，大多數(shù)會有自知之明，會學習提高，乘勝前進，其中相當一部分最終會貢獻一些真正的文化瑰寶，而不會滿足于一時的鼓噪喧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