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注定是一道無解的難題。母親難以逃脫自責的負罪感，女兒也無法面對母親放棄自己的心靈創(chuàng)傷。這里的無解，并不是故事的無解，而是人性的無解。人類如何才能修復這種因災難或苦難帶來的人性扭曲？這是馮小剛拍攝《唐山大地震》時，一直在真正面對的難題。父親死了，眼睛永遠地閉上了；母親和女兒雖然活了，但內(nèi)心的傷口卻一直張開著。人們在電影院中流下淚水，不僅是為這對母女，更因為災難對生命和人性的傷害與扭曲。
我是含著淚看完這部電影的，很多年沒有這種觀影體驗了。無論是對故事、畫面節(jié)奏的把握，還是對觀眾情緒的駕馭，馮小剛都顯示了他嫻熟的功力。對大地震的災難表現(xiàn)，馮小剛也處理得恰到好處，既形成了對故事發(fā)展的推動和壓力，也沒有過度的渲染。電影在意的是如何讓觀眾能設(shè)身處地走進角色的情感中，一旦與之呼應、合拍了，你自然會與角色一起深入到那復雜的人性世界中。人們流下的淚水，其實是對自己人性的一次凈化，流出的不過是那些遮蔽人性的雜質(zhì)。
近百年來，中國有太多的苦難和災難，被遮蔽在人們的記憶之外。除了早年的《芙蓉鎮(zhèn)》等很少的幾部電影，人們幾乎已經(jīng)遺忘了，該如何用電影來表達苦難對人性的傷害�？嚯y在公共話語中的失聲，使越來越多的人失去了直面不幸與悲傷的能力。馮小剛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講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這個民族飽受天災人禍，我在這兒拍的是天災，不是人禍。”其實無論天災還是人禍，讓經(jīng)歷苦難的人發(fā)出聲音，不僅是對那些受難者生命的尊重，也意味著將那些個體的苦難記憶，轉(zhuǎn)化成民眾可以用來自我教育的公共記憶。它其實也是民眾間尋求文化認同的一種方式。這種記憶對一個民族，是最為重要的精神財富。因為對歷史的苦難記憶越深刻，就越能警示人們提防這種苦難的再度發(fā)生。
張靜初扮演的那個姐姐，之所以寧可選擇退學，也不選擇墮胎，就是因為自己曾經(jīng)有過的苦難記憶，使她對生命能做出這種積極的回應。這也是人類修復創(chuàng)傷的一種方式，就是牢記那些苦難對人性的傷害，讓它們絕不發(fā)生在自己的生活中�？嚯y的承受者，雖不會被我們視為英雄，但她對人性的這種自我修復，又何嘗不是一種英雄行為？這也是社會要保存苦難記憶的價值所在，它既可成為社會道德力量的源泉，也能讓民眾達成對保護人性免受傷害的共識。人們通過對苦難的見證，來期盼苦難遠離所有的人。
假如一個社會對于苦難或災難的集體記憶是殘缺的，或稀有的，只會導致民眾對人性的麻木和精神的敗壞。因為他們極少感受苦難對人性的扭曲和傷害，只要條件許可，人人都可能變成苦難的施與者。從這個角度說，馮小剛的《唐山大地震》邁出了我們對于苦難記憶的第一步。盡管這一步走得非常小心和艱難，但仍是重要的一步。
沒有人能預料到，苦難或災難會在何時何地發(fā)生，它往往在人們最無提防的時候，突然來臨，就像汶川和玉樹地震一樣。不愿面對傷疤和苦難的人們，卻要以這種更殘酷的方式，來面對歷史的蘇醒。苦難的受害者，并不只有那些受傷害的個體，而是所有人的共同人性。所以對苦難的揭示和記憶，也是一種對創(chuàng)傷的安慰和對人性的追尋。《唐山大地震》就是這樣一部寓言，它用一個帶著體溫和血淚的故事，讓我們重新看到了在苦難重壓下人性的尊嚴。
那些死亡者的生命不會回來了，那些受難者失去的青春也不會回來了，但這種對于苦難的聆聽和見證，會讓我們對現(xiàn)實始終保持一份清醒。實際上，在這個麻木迷茫的年代，做一個對苦難歷史的記錄者和見證人，也是一份駭人的行動和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