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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個視角讀《孫子兵法》

來源:新華日報 時間:2010-07-23 21:01:55
 核心提示

  《孫子兵法》是我國古代流傳下來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軍事著作,歷來備受推崇,研習者輩出。其軍事思想對中國歷代軍事家、政治家、思想家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并在世界各地廣為流傳,享有“兵學圣典”的美譽。作為華夏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璀璨的瑰寶,《孫子兵法》不僅僅是一部兵書,更代表著炎黃子孫的智慧、思想、文化。

  一、知

  《孫子兵法》6074個字,出現最為頻繁的是哪一個字?是“知”字。共出現了79次。在《孫子兵法》13篇中,只《勢篇》與《行軍篇》中沒有“知”字。如果作為名詞,“知”的意義即為知識。比如,孫子認為:預測戰(zhàn)爭勝負的可能性要從五個方面分析,即“道、天、地、將、法”。只有對這五個方面的問題了解得清清楚楚了,才能夠勝利。孫子在《火攻篇》里講的“知”,更顯露出知識的含義。他說:“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打仗靠力量,但不是靠蠻力。它需要知識,僅火攻就有五種方法。古代中國人早就懂得研究風向知識了,并把研究風的學問,叫做“風角”。

  古代社會早就認識到知識與戰(zhàn)爭的關系。漢成帝時有一個大學問家叫任宏,他把兵書分成四大類:權謀、形勢、陰陽和技巧。其中陰陽學講的就是軍事氣象和軍事地理等方面的知識。當然,陰陽學也有許多迷信的東西。諸葛亮對陰陽學知識非常熟悉,他不止一次地運用陰陽學知識打仗。著名的草船借箭故事講的就是他巧借自然氣象,不用絲毫成本,不傷一兵一卒,就從敵人那里獲取10萬支好箭。正因為知識能夠讓軍人打勝仗,所以自己的敵人才不愿意你掌握更多的知識,有時甚至會采取非常手段殺了有知識的人。周瑜見諸葛亮把東風給借來了,大驚道:“此人有奪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測之術,不能留著他,否則早晚是我們東吳的禍害。”他派丁奉和徐盛去殺諸葛亮。諸葛亮是何許人也!早就跑了,還是技高一籌!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時,希特勒派了許多間諜到蘇聯(lián)去,他們的任務之一就是暗殺蘇聯(lián)的科學家。他們太害怕蘇聯(lián)通過這些科學家,把知識轉化為戰(zhàn)斗力了。正因為“知”對于戰(zhàn)爭的重要性,因此世界名將幾乎都是好學者。美國名將喬治·巴頓恨德國人入骨,口口聲聲地要戳穿德國狗崽子的肚皮。然而,他對他的死對頭——德國名將隆美爾卻是非常佩服,隆美爾的書《進攻中的步兵》,巴頓就看了兩遍半,有的段落都能背下來。他說:“如果英國人事先看過這本書,就不會在北非戰(zhàn)場失敗得那樣慘。”所以,當巴頓第一次看到隆美爾的隊伍走近時,他沒有說:“隆美爾,我會擊敗你!”而是興高采烈地喊道:“隆美爾,你真厲害,我讀過你的書!”

  二、全

  孔子創(chuàng)立的儒家核心可以用一個字來概括:“仁”!老子創(chuàng)立的道家核心也可以用一個字來概括:“道”!而研究中國兵學的人認為,《孫子兵法》的核心思想也是一個字:“全”!我非常同意這個觀點。

  什么是“全”?顧名思義,就是全部、完全、全體,表現在戰(zhàn)爭領域,就是指一次作戰(zhàn)行動總體,如戰(zhàn)爭的總體、戰(zhàn)役的總體、戰(zhàn)斗的總體。全,對應的是“破”,即部分、局部、側面。戰(zhàn)爭里的破,就是一次戰(zhàn)爭的側面或局部、一次戰(zhàn)役的側面或局部、一次戰(zhàn)術的側面或局部。用現代時髦一點的話,孫子的核心價值觀就是一句話:用最小的消耗,換取最大的勝利。這就是“全利”目標!如果用經濟學家的理念解釋:以最小的投入,換取最大的產出!

  孫子從統(tǒng)治者的角度,提醒國家的決策者一定不要將戰(zhàn)爭當成兒戲!在孫子看來,只有“先禮而后兵”,才能達到他的“全利”目標。關于這一點,我們從孫子的論述中可以分析出來。

  《孫子兵法》一共出現十次“全”字。其中有七次在《謀攻篇》中。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在這里,孫子一口氣用了五個“全”字,來解釋他的利益與成本的關系。在孫子看來,作戰(zhàn)如果能實現“全國”、“全軍”、“全旅”、“全卒”和“全伍”,是最好的上策,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減少作戰(zhàn)成本和道德成本,爭取利益最大化。

  為了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孫子馬上強調:“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即智慧之戰(zhàn)(伐謀)、外交之戰(zhàn)(伐交)、武力對打(伐兵)和越池奪關(伐城)。

  這里,孫子明顯給我們做了一個策略排序:“上上策”是通過謀略戰(zhàn)勝敵人;“上中策”是通過外交策略獲取勝利;“中策”是通過野戰(zhàn)戰(zhàn)勝敵人;“下策”是攻取敵人的城池。

  平津戰(zhàn)役時,我人民解放軍總兵力是100萬人,而國民黨華北守軍只有50余萬。我軍通過各種渠道向傅作義將軍轉達和平解決天津、北平等城市的問題。為什么?因為,天津與北平是北方最重要的商業(yè)和文化重鎮(zhèn),和平解決有利于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和歷史文化古跡?墒,傅作義不干。于是,在其他手段都不奏效的前提下,我軍開始采用“伐兵”手段。這次戰(zhàn)役是我軍有史以來攻堅作戰(zhàn)規(guī)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一次,在一周之內解決了天津問題。必要的“伐兵”打得好,才能為“全利”創(chuàng)造條件。天津解放后,傅作義將軍愿意接受我黨我軍提出的和平條件。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了。

  戰(zhàn)爭是你死我活的領域。單純想著“全利”,那不行!只有必要的“伐兵”,甚至“伐城”,才能更好地實現“全利”。通過必要的“伐兵”或者武力威懾,我軍在北平達到了“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這就是我們軍隊的老一輩將領運用孫子留給后人的大智慧的結晶!

  謀略的法則是什么?就是務必用“全勝”的策略爭天下,這樣既不使國力疲憊,又獲得了全面勝利的利益。

 三、先

  在軍事上,有一個術語叫做“先發(fā)制人”。“9·11事件”后,美國布什政府的軍事戰(zhàn)略最有特點的就是“先發(fā)制人”。“先發(fā)制人”最基本的要素是“主動”和“進攻”。

  其實,“先發(fā)制人”的戰(zhàn)略早在中國2500多年前,就有人提出過,他就是孫子!孫子非常重視“先”。他在《孫子兵法》用了23個“先”字,表達他追求“先算”、“先行”、“先動”的思想。

  《孫子兵法》的《形篇》中有一句名言:“勝兵先勝而后求戰(zhàn),敗兵先戰(zhàn)而后求勝。”這里的“先”字,有兩層含義。第一,在戰(zhàn)前先造成有利的態(tài)勢;第二,要比敵人搶先居于有利的態(tài)勢。而要想達到這樣的雙重目的,則所需要的先決條件就不僅為先知,而且還有先行(行動)。

  孫子的“先”有豐富的內涵。舉幾處講講:

  在他的《虛實篇》中,中心意思是講“善戰(zhàn)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也就是說,會打仗的人,能夠調動敵人,而不被敵人所調動。但是,要想達到這一目的的先決條件是什么呢?孫子說:應該是“先處戰(zhàn)地而待敵者佚”,即先到達并占領戰(zhàn)地等待敵人的就主動從容。

  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割據勢力劉武周率軍南下攻唐,手下大將宋金剛進逼絳州(今山西新絳),威脅關中。對剛剛建立的大唐王朝來講,形勢非常危急。唐高祖李淵命秦王李世民率軍抗敵。十一月,李世民率兵自龍門(今山西河津西)趁冰堅渡過黃河,屯兵柏壁,并同固守絳州的唐軍形成犄角之勢,使宋金剛軍不得前進。相持近半年后,宋金剛軍由于糧草不濟,于是向北撤軍。李世民則率軍跟蹤追擊,一晝夜行200余里,至雀鼠谷(今山西介休西南),追上宋金剛軍,一日八戰(zhàn)皆勝,俘斬數萬人。

  這里,李世民的贏就贏在他的一個“先”字!不過,他這個“先”字,并不是簡單地主動進攻,而是先到達并占據有利地形等待敵人,既可以有充分的準備,又可以充分培養(yǎng)士氣。

  如果在時間上不占優(yōu)勢,讓敵人搶先占領了陣地怎么辦?在這種情況下,怎么才能達到“后人發(fā),先人至”的目的?孫子給予了回答。他在《軍爭篇》中說:“先知迂直之計者勝。”誰要是先懂得故意迂回繞道,并用小利將敵人引誘到別的方向去的方法,誰就能取得勝利。

  孫子追求的“先”字還有更為重要的一層含義,就是一定要事先能夠掌握敵人的情況。他在《用間篇》講:“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于眾者,先知也。”賢明的君主或者會打仗的將軍,之所以一出兵就能夠戰(zhàn)勝敵人,戰(zhàn)功顯赫,就在于事先能夠掌握敵人的情況!

  綜合孫子的“先”,再對比一下美國的“先發(fā)制人”,雖然前者比后者早出現有兩千多年,但前者的內容卻是遠遠豐富于后者。美國的“先發(fā)制人”更多的是包含爭取“掌握主動權”的意義;而孫子的“先”字卻含有通盤考慮全局,透徹分析對手的優(yōu)缺點,掌握與控制大局,最終獲得勝利的含義。

  可見,孫子的哲學味道非常濃了。孫子“先”的理念對于現代生活也非常有意義。比如,企業(yè)都想占領市場,而且誰先占領市場,誰的效益就大。但是,如何能夠“先”占領市場?這和企業(yè)的理念有關系。

  四、善

  在《孫子兵法》中,出現頻率僅次于“知”字的,就是“善”字,共出現了33次之多?梢哉f,用兵求“善”,是孫子獨樹一幟的戰(zhàn)略思想。

  善,從字面意義上有美好、盡善盡美的意思;還有擅長、在某些地方有優(yōu)勢的意思。我想《孫子兵法》中的“善”字有兩層含義。

  第一,“擅長”或“善于”的意思。

  孫子在表示會打仗、善于指揮作戰(zhàn)的時候,通常用的是“善戰(zhàn)者”或“善用兵者”。比如:孫子在《形篇》中第一句話就說:“昔之善戰(zhàn)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過去會指揮作戰(zhàn)的人,總是首先創(chuàng)造自己不可戰(zhàn)勝的條件,然后等待可以戰(zhàn)勝敵人的機會。

  他在《勢篇》中說:“故善戰(zhàn)者,求之于勢,不責于人,故能擇人而任勢。”意思是說:善于指揮作戰(zhàn)的將領追求的是如何形成有利的作戰(zhàn)態(tài)勢,而不是去苛求士兵。行軍打仗不是靠人,而是靠營造有利的作戰(zhàn)態(tài)勢。

  在這里,孫子所說的能征善戰(zhàn)的名將通常要“擇人而任勢”,即不靠人,而靠勢。當然,孫子并不是真的認為人并不重要,恰恰相反,在孫子軍事思想中,人才觀是其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即便是作戰(zhàn)態(tài)勢,也是由人發(fā)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來營造。但是,盡管每個人都知道人才的重要,也知道“人盡其才”的道理,卻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充分地把部屬的智慧與才能發(fā)揮出來。這里面原因很多。比如:有才能的人,一般都有個性,甚至是缺點,容易讓人挑剔或生厭。所以,想用人才的人,要有“容人之量”。有才能的人,一般都具有“平時看不見,偶爾露崢嶸”的特點,在平常時期,容易讓人忽視。所以,想用人才的人,要有“蓄才之能”。就是說,平時匯集一滴水,難時還你太平洋。

  第二,孫子的“善”字,也有美好、完美之意。

  孫子在兵法里,喜歡用“非善之善者也”。其實,這是反話正說,以此表達他追求真正完美軍事指揮官的價值觀。

  孫子的思想非常深刻。他在談到什么樣的名將才是真正會打仗的人的時候,用了一個比喻:“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形篇》)意思是說:舉起秋毫之重的東西,算不得力量大,能看見日月的人算不得是眼亮,能聽到雷聲的人算不了耳朵好使,實在是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孫子非常幽默,他在這里用非常形象的這三個比喻,來說明他的觀點:“見勝不過眾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zhàn)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形篇》)說那些能預見勝利但沒有超過大家的見識的人,不能算是會打仗的人;那些打了勝仗而天下人稱贊的將軍,也算不得最好的將軍。

  分析事物,不能只看表面,而是要真正洞察到藏在表面現象里面的東西,只有這樣,才能算是一個智者。正如毛澤東講的:我們看事物要看本質,必須有“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

  毛澤東說這番話是在中國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不久。在民族危亡之時,毛澤東為什么要寫《實踐論》這種哲學著作?用他自己的話來講,就是要培養(yǎng)深刻了解戰(zhàn)爭規(guī)律的人,而不是僅僅培養(yǎng)會打幾場勝仗的人。而只有這樣的名將才是真正的會打仗的人!

  這就叫:能舉起毫毛,不能算為力量大的人。能看見日月,不能算視力好。能聽到雷聲,不能說是聽覺敏銳。

  孫子與毛澤東的軍事觀點真是異曲同工!

  壇主小傳

  馬駿,軍事歷史學家、國防大學戰(zhàn)略教研部教授、法學博士,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主講人。他研究《孫子兵法》二十年,從一個全新視角解讀“兵學圣典”,富有啟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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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疑點: 《孫子兵法》作者到底是誰

  孫子一生對后世最大的貢獻是他的軍事著作《孫子兵法》。這本書總結了春秋末期及其以前的戰(zhàn)爭經驗,比較系統(tǒng)地涉及戰(zhàn)爭全局問題,總結了若干至今仍有科學價值的作戰(zhàn)指導原則,對后世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然而,這樣一本曠世奇書,在廣泛流傳的同時,它本身的許多疑點也吸引著越來越多人的關注目光。其中,《孫子兵法》的作者是誰,就是一個令史學家疑惑不解的問題。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春秋戰(zhàn)國時期有兩個“孫子”,一是春秋后期吳國的將軍孫武,一是戰(zhàn)國中期齊國的軍師孫臏,他們各有兵法傳世!稘h書·藝文志》“兵權謀家”記載有《吳孫子兵法》和《齊孫子》兩種,唐代訓詁學家顏師古注前書的作者是“孫武”,后書的作者是“孫臏”。然而后世所能見的只有《孫子兵法》一部,據說孫臏的兵法書自東漢末年以后就失傳了。

  于是,自宋代以來,就有許多人開始懷疑和猜測《孫子兵法》的作者。有人根據《孫子兵法》闡述的多是戰(zhàn)國時代的情況,認為此書源出于孫武而完成于孫臏,因為書中有大量關于戰(zhàn)國時期的內容,在春秋時期的孫武是不能預測到他死后之事的。還有一些人干脆主張孫武在歷史上根本不存在,《孫子兵法》是孫臏所作。

  另外還有幾種孫武與他人“合一”的說法。一為“武伍一人”說,清朝中期的山東文人牟庭認為:《孫子兵法》是伍子胥的作品,“武”不是孫武的名字,而是《孫子兵法》原來的書名。一為“武臏合一”說,該觀點認為孫武和孫臏是同一個人,孫子名武,臏是他的綽號。由于孫子在吳、齊兩國都呆過,司馬遷沒能分辨出來,就誤以為是兩個人,將二者記載于《史記》之中。

  紛紜離奇的爭論一直到建國后才見分曉。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發(fā)掘西漢墓葬,出土了大批竹簡,包括《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這一發(fā)現不僅使失傳了1700多年的孫臏著作得以重見天日,而且證實了《史記·孫子傳》和《漢書·藝文志》關于兩個孫子有兩部兵法的記載是正確的。

  盡管如此,仍有一些學者認為,《孫臏兵法》的發(fā)現還不能證明《孫子兵法》就是春秋末年的孫武所撰,主要有以下幾大疑點:第一、《孫子兵法》的許多用語都是戰(zhàn)國時代流行而春秋時所未見的。如“形名”、“霸王”等;第二、《孫子兵法》記載用兵數動輒十萬,但是春秋時期即使是大國用兵也不過二、三萬人,只有到了戰(zhàn)國中期,才有用兵十萬至數十萬的記載。第三、《孫子兵法》所談的戰(zhàn)術多為運動戰(zhàn),主張深入敵后,長距離的調遣。這些都是戰(zhàn)國時代的打法。第四、《孫子兵法》言兵,由“將”獨當一面,這一軍事格局是戰(zhàn)國時期的寫照,春秋時的戰(zhàn)爭一般都由國君親自統(tǒng)率軍隊出征。第五、《孫子兵法》有關于蘇秦的記載:“燕之興也,蘇秦在齊”,而蘇秦活動的時代當為戰(zhàn)國中后期,在孫武之后約200年。

作者:  責任編輯:趙丹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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