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論語》才是培養(yǎng)士魂的根基。因為所謂“商才”，本來也是要以道德為根基的，離開道德的商才，即是不道德、欺瞞、浮華、輕佻的商才，可稱作小聰明，絕不是真正的商才。澀澤認為，后儒對孔子學(xué)說誤解最突出的是富貴觀念和理財思想，他們錯誤地把“仁義正道”同“貨殖富貴”完全對立起來，所以他對孔子的財富觀作了一番論證和說明。

　　近代中國與日本不同，當(dāng)面臨近代化挑戰(zhàn)、社會需要“變法轉(zhuǎn)型”時，掌控話語權(quán)的“理論家”便完全以“論語”來排斥“算盤”。對中國要不要引進大機器生產(chǎn)，這些“理論家”們堅決反對，他們提出只要“讀孔孟之書，學(xué)堯舜之道”便可“明體達用”，“何必令其習(xí)為機巧，專明制造輪船、洋槍之理乎”。他們根據(jù)“論語”，認為“民勞則善心生”，科學(xué)技術(shù)被說成是使人懶惰狡詐、貪財噬利、人心變壞、破壞儒家倫理道德的“奇技淫巧”，只有儒學(xué)綱常是“立國之本”，所以引進科技自然便是破壞“國本”。

　　傳統(tǒng)、經(jīng)典的“真理”或“實在意義”是在權(quán)威闡釋和社會實踐中形成的。在近代日本和中國的不同闡釋和實踐中，同一部“論語”便具有了不同的“真理”或“實在意義”。日本對“論語”的闡釋拉近了它與“算盤”的距離，而在近代中國語境中，依然具有決定某種事物是否有“合法性”權(quán)威意義的“論語”卻被如此闡釋。這種闡釋不說進一步擴大了“論語”與“算盤”的距離，至少是使二者的距離更加僵化固化，更難接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