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謝有順眼中，這次地震也在叩問文學——文學該如何回歸“生命的學問”，與時代肝膽相照，讓更多人領略“值得珍重的人世”。
沒有歷史的整全感，就難有寬闊的胸襟
解放周末：能不能用比較簡短的話，概括、描繪一下您眼中的文學現(xiàn)狀？
謝有順：２０世紀以來，中國文學不斷“向內(nèi)轉(zhuǎn)”，即不斷地開掘人類內(nèi)心的風景。但是，我覺得，這些內(nèi)心的風景里，除了悲傷、陰暗和絕望，似乎沒有多少明亮的東西。尤其是這些年來，在小說界，狹隘的、陰郁的、黑暗的寫作不少，卻很難看到一種寬大、溫暖并帶著希望的寫作。
解放周末：您認為這種反差說明了什么？
謝有順：說明一些作家的寫作精神并不健全，或者說不夠豐富。只看到生活的陰暗，只挖掘精神的陰私，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對待人、對待歷史，并沒有試圖在理解中出示自己的同情心，這無論如何都是殘缺的寫作。這種殘缺，在我們的文化生活中實非鮮見。
解放周末：是什么造成了這種殘缺？
謝有順：最重要的一點，是一些作家缺乏整全的歷史感。不懂得以歷史的眼光看人、看世界，作家的精神就很容易陷于褊狹、執(zhí)拗，難有寬闊的胸襟。錢穆在《國史大綱》一書的開頭，就勸告我們要對本國的歷史略有所知：“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這話對文學寫作也是種啟發(fā)。
解放周末：“溫情與敬意”，這正是每個人應有的文化態(tài)度。
謝有順：是的。文學寫作何嘗不是如此？作家對生活既要描繪、批判，也要對生活懷有溫情和敬意，這樣才能獲得公正地理解人和世界的立場。
文學應有更高的精神參照，書寫“值得珍重的人世”
解放周末：有一種聲音認為，暴露人性的陰暗，是一種真實、一種勇敢，我們?yōu)槭裁床豢梢赃@樣寫？對這個觀點，您怎么看？
謝有順：作家當然可以把惡寫得尖銳，把黑暗寫得驚心動魄，把欲望寫得熾熱而狂放。但僅有這些是不夠的。中國當代文學慣于寫黑暗的心，寫欲望的景觀，寫速朽的物質(zhì)快樂，卻難以寫出那種“值得珍重的人世”。我們何曾見到有幾位作家能寫出一顆善的、溫暖的、真實的、充滿力量的心靈？
解放周末：問題的關鍵不在于“不去寫”，而是“寫不出來”。
謝有順：是的。為何寫不出“可珍重的人世”？也許在作家們的視野里，早已沒有多少值得珍重的事物了�？嚯y的確是存在的，可苦難背后還有希望；心靈可能是痛苦的，可痛苦背后一定還有一種堅定的力量在推動著人類往前走。如果只看到了其中的一面，那就是對生活豐富性的簡化。
在我看來，小說只寫苦難，只寫惡、黑暗和絕望，已經(jīng)不夠了。在這之上，作家應該建立起更高的精神參照�？ǚ蚩ㄒ矊憪�，魯迅也寫黑暗，曹雪芹也寫幻滅，但他們都有一個更高的精神維度做參照：卡夫卡的內(nèi)心還存著天堂的幻念，他所痛苦的是沒有通往天堂的道路；魯迅對生命有一種自信，他的憎恨背后，懷著對生命的大愛；曹雪芹的幻滅背后，是相信這個世界上還存在著情感的知己，存在著一種心心相印的生活。
和這些作家相比，現(xiàn)在的一些作家失去了信念，他們的精神視野里多是現(xiàn)世的得失，內(nèi)心不再相信希望的存在，也不再崇尚靈魂的善。作家的心若是已經(jīng)麻木，他寫出來的小說，如何能感動人？又如何能叫人熱愛？
解放周末：作家失去信念，也就不難理解作品為何會失去應有的道德、審美、尊嚴和社會意義。在您看來，陷入這種精神困境的原因何在？
謝有順：其實，自五四以來，我們在文學作品中幾乎就看不到成熟、健康、有力量的心靈，２０世紀以來的中國人，在精神發(fā)育上還有重大的欠缺——西方的文明沒有學全，中國自己的老底子又幾乎丟光了，精神一片茫然、混亂。這些，都不可能不影響到文學寫作。
在這個意義上說，劍走偏鋒、心狠手辣的寫作確實已經(jīng)不新鮮了，我更愿意看到一種溫暖、寬大的寫作，就是希望在精神上能看到成熟的作家，在寫作上能看到一個敢于肯定的作家。展示欲望細節(jié)、書寫黑暗經(jīng)驗、玩味一種竊竊私語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寫作勇氣的象征；相反，那些能在廢墟中將潰敗的人性重新建立起來的肯定性的寫作，才是值得敬重的寫作。
寫作不僅要與人肝膽相照，還要與時代肝膽相照
解放周末：或許有人要辯解，文學是個體寫作，如果不專注、沉浸于個人體驗，是無法寫出優(yōu)秀作品的。
謝有順：過去，很多作家都會以“寫作是個人的事”為由，逃避寫作該有的基本責任。但今天看來，個人的事，如果不
薩特在《文學是什么》里說：“首先，我是一位作家，以我的自由意志寫作。但緊隨而來的則是我是別人心目中的作家，也就是說，他必須回應某個要求，他被賦予了某種社會作用。”薩特所強調(diào)的是，他還是“別人心目中的作家”，作家還有一個面對公共世界該如何擔負責任、如何發(fā)言的問題，如他自己所說，“他必須回應某個要求”。
解放周末：作家不僅僅是表達個體的存在，還應該表達社會、表達時代。
謝有順：是的。在當下的中國，有一些尖銳的問題等待作家們來回答，作家如果普遍沉默，拒絕擔負寫作在個人心靈中的責任，這樣的寫作，確實很難喚起別人的尊重。因此，作家要勇敢地面對自己，面對眾人，面對現(xiàn)實；他寫的作品不僅要與人肝膽相照，還要與時代肝膽相照，只有這樣的文學，才是有存在感的文學，有靈魂的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