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世紀(jì)初，日本和尚空海歸國時，帶去了許多中國書籍。他歸國后寫的重要著作《文鏡秘府論》，保存了許多唐代文學(xué)批評的材料。“西卷”“論病”中，有一則是《文二十八種病》。雖標(biāo)的是“文”，卻多是論詩。在第十五的“忌諱病”下，特作了如下的解釋：“其中意義，有涉于國家之忌是也”。還引了元兢的話：“此病或犯，雖有周公之才，不足觀也。”這說明：唐代詩人已經(jīng)注意到了內(nèi)容方面必須避免的忌諱。這等于提出了一個寫詩的基本“政治標(biāo)準(zhǔn)”。
唐代的言論自由表現(xiàn)得較為明顯的，是唐太宗貞觀年間。這同唐太宗在政治上采取“納諫”的措施是分不開的。這也必然會形成一種直言不諱的社會風(fēng)尚，并且有可能擴大到詩歌領(lǐng)域中去。
再說到盛唐時期的言論自由，大家自然會想到開、天盛世，而且首先會憶起孟浩然那首《歲暮歸南山》詩。就因為唐玄宗對其中“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句不滿，孟浩然才失意終身。其次也不會忘記李白的《清平調(diào)詞三首》。后來的讀者很欣賞李白的“膽量”，由于“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侍新妝”的詩句遭到高力士的讒毀，楊貴妃的捍阻，雖然沒有加罪，李白卻失去了命官的機會。它們都是“有涉于國家之忌”的。杜甫的詩，生前流傳不廣。他向唐玄宗獻賦，雖然受到賞識，但他所寫有關(guān)唐玄宗的詩，特別是那些深刻地批判現(xiàn)實，憂念國事，同情人民的名作，唐玄宗和權(quán)貴們卻未必看到，因而沒有引起反應(yīng)。至于他為房瑁辯白的奏疏，唐肅宗看了卻大發(fā)雷霆，他也因此而罷官，并且從此過著流離顛沛的生活。究竟言論有多自由，是說不準(zhǔn)的。
從中唐開始，大約詩壇就有了一些成文的戒律。被日本和尚編纂入書的“忌諱病”之類，就屬于成文的一種。既然作為“文病”提了出來，可見是從創(chuàng)作實踐中總結(jié)出來的經(jīng)驗。因為有人是從中吃過苦頭的。賈島因為“久不第，吟《病蟬》之句，以刺公卿”，被目為“十惡”，竟遭斥逐。劉禹錫游玄都觀，先后寫看桃花的詩，都給他帶來了貶斥的嚴(yán)重后果，這更是大家所熟知的。
晚唐時期的言論自由，比之中唐更不如。裴惲向唐懿宗進詩幾乎獲譴，是一個具體例子。唐懿宗即位，改年號“咸通”，“裴悸進詩賀圣政”，用了“太康”二字，懿宗大怒：“太康失邦，乃以比我！”幸好韋澳奏言：“晉平吳寇，改號太康，雖有‘失邦’之言，乃見歸美之文。”懿宗才改口道：“天子大須博覽，不然幾錯罪惲。”李商隱喜歡寫詠史詩，避免直接涉及時事。在他的詩作中，沉情絕麗與隱晦曲折交織在一起，而帶上了悲劇色彩。我們在欣賞他的詩作時，就能摸到晚唐詩壇力戒“忌諱病”的時代脈搏。
把唐代“文病”和唐代詩人寫詩的一些具體實際稍加聯(lián)系，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一方面唐代確有一定的言論自由。這首先表現(xiàn)在唐代沒有文字獄。雖然有的詩人曾以文字觸忌，但沒有人對一首詩隨意引用曲解，無限上綱，深文周納，陷人于罪。因而詩人們?nèi)匀话逊从澈团u現(xiàn)實作為自己的寫作職責(zé)，不怕有所觸犯。這也正是唐代產(chǎn)生了不少偉大和杰出的詩人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唐代詩壇又并非百無禁忌。否則，孟浩然、李白、李泌、賈島、劉禹錫就不會因?qū)懺姸獾椒胖�；白居易就不會受到各種各樣的指責(zé)。因此，把唐代的言論自由強調(diào)過分，是不恰當(dāng)?shù)模遣环蠈嶋H情況的，在客觀上還會起到美化封建王朝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