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信陽商人胡思成被刑拘，依據是涉嫌挪用公款，而胡的身份卻并非國家機關工作人員。

　　圍繞著“挪用公款”展開的犯罪主體的爭論喋喋不休，作為“公款”使用人的胡思成，被先行刑事拘留的案例并不多見。而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構成挪用公款罪共同犯罪的幾大要件一直存有爭議，挖掘此案背后的謎局，或將為日后挪用公款罪的司法探索提供最佳樣板

　　法治周末記者 李亮

　　前不久，在河南省信陽市平橋區(qū)明港鎮(zhèn)，地產商人胡思成被刑事拘留的消息成為小鎮(zhèn)的頭條新聞，街頭巷尾熱議的焦點是：刑拘的依據是胡思成涉嫌挪用公款，而胡的身份卻并非國家機關工作人員。

　　按照基本的法律常識，一個簡單的邏輯被民眾推導得出———一個非國家公職人員怎么可能挪用公款?

　　這也成為了胡思成的最大疑竇。

　　此疑問也出現在平橋區(qū)政法委和區(qū)委宣傳部，他們的猜測是，案情應該并不簡單。

　　甚至在主辦此案的平橋區(qū)檢察院，一位工作人員也稱，如果不是國家工作人員，應該和挪用公款的主體不符，但“不排除有特殊情況”。

　　這種“特殊情況”，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的平橋區(qū)檢察院檢察長熊建中口中得到證實：胡思成案屬于涉嫌挪用公款的共犯，即便身份為非國家工作人員，也有可能以“挪用公款”論處。

　　但吊詭的是，胡思成稱，在他被刑拘前后，從未聽說有與此案相關的政府工作人員被控制偵查，即是說，胡認為案件只有“共犯”，卻沒有“主犯”。

　　熊建中則在受訪時表示，“主犯”已被立案偵查，但由于尚未偵查完結，更多的案情不便透露。

　　圍繞著“挪用公款”展開的犯罪主體的爭論喋喋不休，作為“公款”使用人的胡思成，被先行刑事拘留的案例并不多見。而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構成挪用公款罪共同犯罪的幾大要件一直存有爭議，挖掘此案背后的謎局，或將為日后挪用公款罪的司法探索提供最佳樣板。

　　30萬元成導火索

　　9月25日18時左右，在明港鎮(zhèn)建設路上遛彎的胡思成，突然被平橋區(qū)檢察院帶走。

　　在平橋區(qū)檢察院的審訊室，被訊問到深夜后，胡思成終于明白自己牽涉的罪名是“挪用公款”。這讓他感到莫名其妙，他認為自己的身份和這個罪名根本不沾邊。

　　第二天，帶著手銬的胡思成被帶到信陽市平橋區(qū)第四人民醫(yī)院檢查身體。在醫(yī)院擁擠的人流中，胡思成感覺“沒有臉面”，見到熟人還流了眼淚。

　　半小時之后，胡思成被送進了信陽市第二看守所。里面潮濕逼仄的環(huán)境讓這位當地的成功企業(yè)家倍感折磨。“活了半輩子，怎么都沒想到會住進這種地方”。55歲的胡思成對《法治周末》記者說。

　　9月28日下午，胡思成的兒子胡超到平橋區(qū)檢察院辦理了取保候審手續(xù)，把胡思成從看守所接了出來，短短3天時間，胡思成瘦了很多。

　　3天來，一個翻來覆去的問題始終折磨著胡思成：“自己一個商人為何能‘挪用公款’?”

　　這種蒙受“不白之冤”的情緒一直困擾著他。一個細節(jié)是，在他走出看守所時，有管理人員讓他寫悔過書，他執(zhí)意不寫，說：“沒啥罪，為啥寫!”還把語調提高說：“不行我就不出去了!”

　　事出有因。胡思成的涉案經歷，起始于兩年前。

　　2008年5月，平橋區(qū)一個鄉(xiāng)際公路項目開工，發(fā)標單位是信陽市平橋區(qū)交通局，中標單位是河南萬里交通集團道路工程有限公司。雙方約定，由中標單位承擔修筑工程，開工日期為2008年5月15日，竣工日期為2008年8月15日。

　　在工程的實際運作中，胡思成稱，他承接了部分項目，這其中并無書面合同，屬口頭約定。在胡思成獨立施工一段時間后，資金逐漸周轉不開。

　　時值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原材料費用急速上漲，一噸水泥就漲了一百多元。在先行墊資兩百多萬元現金后，對接下來的工程胡思成感到力不從心。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找到了平橋區(qū)交通局，希望交通局能對我們實際施工方解決拖欠的幾百萬元工程款。否則，項目只好停工。”胡思成對《法治周末》記者說，交通局有關領導也希望工程能夠繼續(xù)。隨后，“交通局職工集資了30萬元通過交通局代收代付的方式給我。我向交通局打了借條，我們約定于2009年11月將該款及利息還給集資人，利息為72000元”。

　　這筆款項雖然數額不大，但在工程尾聲階段，卻解決了該項目由于資金短缺而面臨停工的燃眉之急。

　　“這30萬元起到了關鍵作用。我們8月份借的錢，9月份就完工了。”胡思成說，在2009年11月，胡思成通過轉賬把30萬元歸還了平橋區(qū)交通局，并支付利息72000元現金，“交通局也給我出具了收據”。

　　不過，也正是這筆錢，成為了日后檢察機關偵查胡思成“挪用公款”的重要依據。

　　“共犯”不知主犯是誰

　　平橋區(qū)交通局農村公路管理所一位工作人員證實，確實借出30萬元，這筆錢連本帶息也已歸還，“是單位職工的集資款”。

　　胡思成認為，這筆錢不應算作公款，只是職工個人的集資款，而且“所借款項也只用于交通局的施工項目，并沒有用于其他經營”。

　　“最為關鍵的一點，我和‘挪用公款罪’的主體不符，無論從哪方面講，都不應算作‘挪用公款’。”胡思成說。

　　根據我國刑法的規(guī)定，挪用公款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進行非法活動的，或者挪用公款數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的，或者挪用數額較大、超過3個月未還的行為。

　　國內的學者普遍認為，挪用公款罪是職務犯罪，屬于身份犯。但按照我國刑法理論界關于身份犯的通說觀點，非身份者也可以構成身份犯共犯。

　　我國刑事立法對此觀點也持肯定態(tài)度。如1989年“兩高”《關于執(zhí)行〈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guī)定〉若干問題的解答》第二條第(六)項曾規(guī)定：“在挪用公款給其他個人使用的案件中，使用人與挪用人共謀，指使或者參與策劃取得挪用款的，是共同犯罪。”

　　刑法修訂后，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發(fā)布的《關于審理挪用公款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也規(guī)定：“挪用公款給他人使用，使用人與挪用人共謀，指使或者參與策劃取得挪用款的，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定罪處罰。”

　　平橋區(qū)檢察院正是以此為依據，初步認定胡思成涉嫌為挪用公款的共犯，是上述規(guī)定中的“使用人”。

　　在共同犯罪中，有“使用人”也必然要有身為國家公職人員的“挪用人”。但胡思成透露：“在抓我的前后，我都沒聽說有交通局人士被立案偵查。”平橋區(qū)交通局兩位人士也稱，并未聽說有同事被調查。

　　熊建中檢察長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表示，有交通局的工作人員已被立案偵查。由于未偵查完結，所以尚不能透露立案時間和涉案人員。

　　一樁鮮見的案例

　　胡思成關心的是，即便有“挪用人”被偵查，“挪用人”和“使用人”的行為能否構成共同挪用公款犯罪?

　　此認定的依據在我國司法實踐中一直存有爭議。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侯國云認為，使用人構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必須是在“共謀”的前提下，實施了“指使或者參與策劃”取得挪用公款的行為。

　　其中，“共謀、指使或者參與策劃”是認定為共犯的先決要件，如果不具備這些要件，即便使用人存有明知是公款仍然使用的行為，依然不能認定為共犯。

　　侯國云認為，如果只是向行政部門借錢，且并無“共謀、指使或者參與策劃”，便構不成共犯;另外若是單位職工集資款，在“是否公款”的認定上也存疑，甚至有可能還是一種民事的借貸行為;而且還不能忽略了該行政單位還是發(fā)標單位，一個身份是工程的“業(yè)主”，在工程款短缺的情況下，借錢給施工方施工，這種動機也應該考慮進去。

　　據胡思成透露，至今平橋區(qū)交通局還欠其幾十萬元工程款未付。

　　專家建議，檢察機關在處理挪用公款共同犯罪的案件時，要審慎認定。

　　從以往國內審理挪用公款的司法實踐來看，一般對挪用人定罪，而對其他受益人定罪處罰的先例并不多見。

　　1999年，曾有一起被檢察機關立案偵查的涉嫌挪用公款案件。案件中，“挪用人”為一家農經站的站長，“使用人”為一家農村信用社的主任，信用社主任為替子償還貸款，找到農經站站長借錢，并保證短時間內還錢。后來，站長借錢給信用社主任，并得到一張借款憑據。之后，由于一直未能償還，被人舉報，檢察機關介入，偵查認為兩人共謀取得挪用公款的行為，構成了挪用公款罪。

　　案件在審理時，引起了國內學者的熱議。大體圍繞信用社主任是否犯罪來展開爭論，最終，更多的觀點支持了信用社主任無罪。理由是：首先，信用社主任不符合挪用公款的犯罪主體;若以共犯考慮，案件中，主任與站長不存在事先共謀和參與策劃，也不存在指使，只不過一方提出借款，另一方同意。綜其來看，沒有充足證據證明存在共謀，該信用社主任的行為不符合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構成要件。

　　胡思成案和此案有相似之處，但可參考的判例并不多。

　　“案情并不簡單，背后的情況很復雜。”熊建中說，“我們正在偵查，目前還不能透露更多的案情，一切都要看證據。”

　　票據之爭

　　平橋區(qū)檢察院曾在今年上半年，因其他案件對胡思成進行過詢問調查。

　　2005年6月，平橋區(qū)明港鎮(zhèn)政府曾和胡思成簽訂協議，約定明港鎮(zhèn)建設路中段的開發(fā)事宜。鎮(zhèn)政府承諾，工程完工后，政府共獎勵胡思成60萬元。而合同也約定，鎮(zhèn)政府對胡思成辦理城建手續(xù)給予優(yōu)惠。

　　胡思成稱，城建手續(xù)包括工程建筑許可證、土地規(guī)劃許可證等土地開發(fā)的必要手續(xù)，“按照當時的計算標準，辦理這些手續(xù)的配套費用約為50多萬元”。

　　“由于完工后的獎勵是60萬元，我們應交的配套費用為50多萬元，雙方口頭商量，兩者相抵。之后四年，政府再沒有任何人找我收配套費，也沒有給我獎勵費用。”胡思成說。

　　事隔4年，平橋區(qū)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在介入調查后，認為這筆本應交的配套費為國有資產流失，便對明港鎮(zhèn)政府的兩名工作人員以涉嫌瀆職罪立案偵查，目前該案件已經提起公訴，尚處在法院審理階段。

　　在檢察院的偵查階段，胡思成稱，平橋區(qū)檢察院要求信陽市明港龍湖灣房地產開發(fā)有限公司(胡思成為法人代表)，應把配套費50萬元交入指定賬號。

　　今年6月17日，龍湖灣房地產公司將50萬元轉賬入平橋區(qū)財政局指定的一個賬號上，隨后，平橋區(qū)檢察院給龍湖灣房地產公司出具了一張蓋有“平橋區(qū)人民檢察院”公章的票據，名稱為“河南省罰沒收入統一票據”。

　　正是這張票據讓胡思成產生了疑問：這筆錢屬于罰沒款?為什么要經檢察院的手轉入區(qū)財政局的賬上?這筆錢的去向是哪里?

　　熊建中解釋說，這筆錢是兩起瀆職案件的涉案款，為了追回流失的國有資產，檢察機關有權對涉案款進行暫扣，“不是處罰，也不是罰沒”。

　　“雖然票頭寫著‘罰沒收入統一票據’，但這是區(qū)財政過去發(fā)的老票據，一直使用。嚴格上講，票據名稱不對，使用‘罰沒’票據是不規(guī)范的，實際上是暫扣的涉案款。”熊建中對《法治周末》記者說。

　　根據2010年5月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fā)布的《人民檢察院扣押、凍結涉案款物工作規(guī)定》，“人民檢察院扣押、凍結、處理涉案款物應當使用最高人民檢察院統一制定的法律文書”、“禁止使用‘沒收決定書’、‘罰款決定書’等不符合規(guī)定的文書扣押、凍結、處理涉案款物”、“人民檢察院負責財務裝備的部門是扣押款物的管理部門，負責對扣押款物統一管理。法律和有關規(guī)定另有規(guī)定的除外”。

　　胡思成認為，除檢察院的暫扣程序不合乎規(guī)定外，暫扣款還不應繳入財政局，而是應該由檢察機關的財務部門管理。

　　對于此種說法，熊建中表示，按照規(guī)定，為了嚴格實行“收支兩條線”，暫扣款都要繳入財政部門的賬上，不能放到檢察院自己的賬上，等審判程序結束后，才能決定暫扣款的去留。

　　熊建中進一步解釋，在該案中，“配套費和獎勵款相抵”的說法站不住腳，“這實際上是兩條線，都應該有完備的手續(xù)，現在我們發(fā)現少了應繳配套費的款項。至于政府承諾的60萬元獎勵費沒給企業(yè)，企業(yè)可以另行起訴政府，索要獎勵費，和配套費這個刑事案件沒有關系”。

　　北京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曾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任職10年審判工作的宣東認為，檢察機關保護國家財產是職責范圍內應做的，但不能以侵犯個人或企業(yè)財產為前提。在處理類似案件時，應該綜合考慮，調查政府該收的錢時，也不能忽略政府該給付企業(yè)費用的情況。

　　來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