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解釋統(tǒng)一社會黨中央全會volkskammer會議關于締結一項和約及西柏林問題的決定，為了顯示解釋的重要和機密性，我在向伍修權同志轉交信件時要求他盡快送給毛澤東同志。

　　在仔細查看信件后，伍修權同志說，他對信件非常清楚并且認為信件的問題非常重要。他對我迅速的傳遞表示感謝并保證將迅速轉交這封信。他說，在和約與西柏林問題上，中國方面和民主德國觀點一致并且完全支持我們的迅速締結一項和約與解決西柏林問題的要求。

　　伍修權同志[說]：……德國問題目前是主要任務，并且，全體社會主義國家的任務就是，向世界公眾表明在這方面出現任何形式的復雜情況都將是阿登納政府和美帝國主義的責任，而不是民主德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責任。

　　7月15日，溫寧收到了毛澤東給烏布利希的回信，他在7月17日把這封信送到了民主德國外交部winer手中。

　　盡管溫寧一再詢問，伍修權也不能告訴他中國代表團[很有可能是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wto會議]的情況。

　　在我對他的迅速、積極的回答表示感謝后，伍修權同志只是強調說，在這些問題上，民主德國可以完全信賴中國共產黨。eg抱怨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媒體在7月份沒有在西柏林與和約問題上充分地支持他們。

　　布里和kruqer教授都表示，中國人是在通過無線電廣播才了解到了柏林墻的修建。文件顯示，中國人一知道這個消息時，就感到非常高興。他們只是覺得，東德人應該早就采取這樣的措施，不僅是維護民主德國的利益，也是維護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利益。我們完全支持這些措施。如果西方國家，特別是美麗堅合眾國和西德拒絕承擔去合理行事的責任的話（即想在這個問題上采取異常行動的話），由此引起的一起后果都將由他們負責�！�

　　1961年黑根繼汪戴爾之后成為民主德國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

　　民主德國大使黑根和中國外交部長陳毅在8月31日的會談。黑根大使應烏布利希的要求向陳毅通報了民主德國方面對西柏林的最新措施，這些措施已在8月13日付諸實施。陳毅同志對民主德國政府正在采取嚴厲措施和對邊界侵犯者射擊表示滿意。當陳毅了解到東柏林和西柏林、東德和西柏林、東德和西德之間的邊境已經完全關閉時，說，”這意味著再沒有人能從這個共和國逃跑了“。

　　西方仍然沒有采取的嚴厲的對抗措施這一點表明，西方肯定認為有必要承認新的形勢。我個人的觀點是，在任何談判中都不應放棄這些措施。西柏林屬于民主德國，而不屬于聯邦德國，西方政權必須從西柏林消失。當然，從策略上講，在當前形勢下只提西柏林形勢正�；�的要求，而不提柏林重新統(tǒng)一的要求是正確的。這一點在以后肯定能實現。

　　三、柏林墻修建后的民主德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系

　　在1961年9月2日的北京招待會上，外交部長陳毅宣布，”我們完全徹底地支持蘇聯、民主德國和其他華沙條約國家的立場和建議：同德國締結一項和平條約的問題不能再推遲，西柏林的不正常狀況必須得到改變“。但是，事實并非如此。中國人實際上并沒有改變立場去支持民主德國締結一項和平條約。他們還在1961年秋告訴民主德國代表[實際上中國駐緬甸大使告訴了那里的捷克駐緬甸大使，東德在那里的代表又從捷克人聽到了消息]，他們不能合法地簽訂一項德國和約，因為他們并不把自己看作在二戰(zhàn)中和德國作戰(zhàn)的國民黨政權的合法繼承人。 這或許是中國人避免在和民主德國締結一項單獨的和約而與西方發(fā)生沖突的一個借口。這也可能是因為北京對民主德國的態(tài)度越來越受到中蘇關系惡化的影響。由于中蘇沖突，中國在1961年和1962年避免對蘇聯發(fā)動與民主德國締結單獨和約的公開運動作出支持。

　　中國人對赫魯曉夫在蘇聯共產黨”22大“上取消他的最后通牒一事極為不滿。正如波蘭駐北京使館的公使顧問s·弗蘭托1961年12月1日在民主德國駐北京使館內對民主德國大使約瑟夫·黑根和顧問溫寧說的那樣：

　　中國人不同意赫魯曉夫在蘇聯共產黨”22大“上所作的聲明。赫魯曉夫在該聲明中說，他將不再堅持要求于本年內締結和約。中國人認為，當一個人作出最后期限的威脅后就應該遵守這個期限。當一個人取消通過這種方式作出的最后期限時，不僅會在自己人中顯得不可靠和缺乏信譽，也會給對手以虛張聲勢的印象。如果對手獲得他會在這樣的問題上虛張聲勢的印象，他就肯定會認為我們堅持的行為只是虛張聲勢，并且，這將只能誘使對手采取更為強硬的對策、提出更大的要求，發(fā)出更強有力的挑釁……而在西方侵略蘇伊士運河這件事當中，蘇聯發(fā)出的義正詞嚴的最后通牒震懾了帝國主義者并迫使他們停止了侵略。然而，取消締結一項和約的最后期限，只能事長他人威風，滅自己銳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