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輝所查的記錄是：1，1953年前，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擔任編輯；2，約1953年調(diào)至中國青年藝術(shù)劇院（現(xiàn)與中央實驗話劇院合并為中國國家話劇院）任劇本編輯；3.1963年底入獄勞教至1980年釋放回原單位，在中國青年藝術(shù)劇院離休。據(jù)查人民文學出版社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冊，文懷沙的出生時間填為“1922年”；據(jù)中國國家話劇院記錄，其出生時間填得更為具體：1921年1月15日；1963年12月被判勞教時，年齡記錄為“43歲”，推算一下，出生時間也在1921年初。三處記錄的出生時間雖略有差異，但相差不到一年。這種差異的問題出在哪？是文老自填，還是別人所填？關(guān)于文老的年齡，我所知道而且熟記的是1910年1月15日，即清宣統(tǒng)己酉臘月初五，今年確已百歲！

       我在與文老的聊天過程中，總會就他的年齡問題試探他，幾回之后，我相信了他的年齡是不虛的。比如我問他與錢鐘書的關(guān)系如何，文老答曾為“莫逆之交”，而且為同年，只是晚年因《文匯讀書周報》上有一篇文章使二人失和，文老至今引為憾事。

       錢鐘書出生于1910年11月21日，即宣統(tǒng)庚戌十月二十日，屬狗，又錢鐘書字“默存”，文老戲謂之“黑狗才子”。而且錢曾有詩贈文老。此事亦有佐證：聶紺弩在文老家看見錢鐘書送文老的詩，其中有“非陌非阡非道路，亦狂亦俠亦溫文”一聯(lián)，第二天就寫一首題贈錢鐘書的詩：“詩史詩箋豈易分，奇思妙喻玉繽紛。倒翻陸海潘江水，淹死一窮二白文。真陌真阡真道路，不衫不履不頭巾。吾詩未選知何故，晚近千年非宋人。”錢看后頗為欣賞，以為聶有王船山的風味，并為聶誦出王詩：“六經(jīng)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一回我到文老家去，文老剛好寫了這幅字掛在墻上，其意甚明。

      另外一位與文老同歲的是費孝通，生于1910年11月2日，也屬狗。那是在1989年后，一次文老上飛機，看到費孝通已經(jīng)在座，脫口而出道：“你不是一條狗嗎！”費很惱怒：“老文你怎么這么講話！”文老坐下后徐徐說：“我沒記錯的話，你1910年生，屬狗；我也是1910年生，但我屬雞。今天我們倆是雞犬升天。”二人莞爾。

      最好的證據(jù)，是他與林北麗的交往。林北麗，1916年生，原名隱，室名麗白樓、博麗軒，石門人。其母徐蘊華為秋瑾盟友徐自華之妹，其父林景行為南社詩人。1936年自省立杭高畢業(yè)，與南社詩人、立法委員林庚白結(jié)婚，合用“麗白樓”室名�？箲�(zhàn)時避居香港，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后，在九龍遭日軍射擊而受傷，其夫遇難。后赴桂林。1949年后曾任上海藥物研究所圖書館副主任。詩畫棋琴皆有心得，尤長舊體詩，柳亞子稱其比之鑒湖女俠可謂“后來居上”。著有《博麗軒詩草》。文與林相識，是在杭州的“秋社”，“秋社”之名，取自秋瑾的“秋風秋雨愁煞人”。曾經(jīng)和吳芝瑛一起義葬過秋瑾的徐自華，就是林北麗的姨母，文老的母親又是徐自華的好友。當林北麗的母親徐蘊華來杭州看望姐姐的時候，文老的母親赴杭州養(yǎng)病也到了“秋社”。

      徐蘊華少有詩名，林北麗肖其母，也是少有詩名，有一首為她贏得一片喝彩之聲的詩，作于10歲時：“溪凍冰凝水不流，又攜琴劍赴杭州。慈親多病儂年幼，風雪漫天懶上舟。”徐蘊華曾入南社，南社領(lǐng)袖柳亞子非常喜歡林北麗及其詩作，將詩評為“非矯勵所得”，“質(zhì)性自然”，將人稱為“林妹妹”。

     待到文懷沙與林北麗再次重逢，在1943年的重慶，林北麗的丈夫林庚白慘遭日本人射殺已兩年，時文文在山城教書，林北麗住曾家?guī)r中共中央重慶辦事處。團聚月余，林北麗赴昆明，文老賦詩：“離緒滿懷詩滿樓，巴中夜夜計歸舟。群星疑是伊人淚，散作江南點點愁”。柳亞子也曾為此和詩：“曾家?guī)r畔記危樓，別去君乘萬縣舟。聞道滇池風物美，雙修�；鄄恢�愁”。這樣的詩壇佳話，卻不是胡亂可以編造得出來的。

     在2007年中秋節(jié)前，林北麗病重，曾囑文懷沙先生作悼詞挽詩，文老作新詩一首。這一年的10月18日，林北麗辭世。那一回文老與林北麗通話，將已經(jīng)寫好的悼詞念給林北麗聽，我正在旁，聽他們談了許多少年時的往事，甚至涉及到了許多私密的話題（比如文老在青年時代為什么不喜歡林北麗的原因），如果林北麗的年齡沒有誤，而文老果然是1921年甚至以后才出生，則他們的交誼也舍得懷疑了！

      再者，現(xiàn)仍在世的楊絳先生，出生于1911年，文老入獄后，楊曾織過毛衣送給文老，文老的母親也由錢鐘書和楊絳二人奉養(yǎng)。我親眼看到過楊絳1948年寫給文老的一封極有情致的信，而且這封信在寄出前不想讓錢鐘書看到，錢在信的邊上還對一些詞句的用法用筆做了“特別的標記”�？上М敃r沒有帶相機，應(yīng)該拍下來的，不過，也不打緊，這封信是毀不掉的，因為是在一位上海的收藏家手里，文老看到的也是復(fù)印件。如果誰有心，不妨找楊絳一問。

      文老說起過去，提過一句：“那是一個混亂的年代。”這一句話里，有太多的內(nèi)涵需要解讀了。其他的，我所不知，只能沉默。

     文老這一代人的治學態(tài)度，已與我們晚輩大不同。一次他問我：“你覺得老輩人中，誰的學問最好？”我答：“依愚意，章太炎、王國維最好。”先生問：“余嘉錫如何？”我說：“也好，讀過他的書。”文老說：“你讀的是書，我說的是學問。”原來在我們這一代人的觀念當中，看一個人的學問，看他寫了多少書。而在老一代人眼中，書不過是學問的一角，所以文老說：“余嘉錫的學問，大得無邊無涯。”這句話讓我很有感動，老一輩人中，的確專門有些人真的是述而不作，比如浦江清，曾任清華大學的中文系教授，他就很少寫文章，認為寫文章耗氣，所以講授文史30年，著作也不過一點點兒。至于俞平伯在遭遇大難之后，則干脆只吹笛唱曲不寫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