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問題”道德的
邏輯底線是堅持主體平等，道德是通過自律方式引導和調節(jié)人們在家庭、職業(yè)和社會生活等方面的行為規(guī)范，是人們共同遵守的基本準則和評價善惡的重要尺度。然而，正如美國學者薩繆爾遜所說：“古老的美德可以成為現(xiàn)代的罪惡”，這說明道德具有明顯的不確定性。透過世界觀和認識論的眾說紛紜，從價值論意義上進行思考，我們發(fā)現(xiàn)這是一個主體性問題。概而言之，人類在尋找自身價值的過程中，曾經有過異化自身精神力量的神道觀，也有過顛倒自身與自然關系的天道觀，最終才在人道觀的基礎上達成了共識，即認為價值的主體不是神、不是天，而是人——“人是萬物的尺度”。后來，盡管哥白尼的“日心說”為科學主義把“人類邊緣化”提供了有力依據，但是康德的本體論轉向卻為“人類中心化”的人本主義找到了充足理由。就這樣，我們開辟了并且堅守著一個不以客觀事實為衡量標準的新陣地，把那些凡是能夠滿足自己需要的，包括事物、規(guī)范、行為等一切價值客體及其屬性，都認為是道德的，反之即為非道德的。
但是，德國唯意志主義哲學家尼采根據他的“超人哲學”，把人類分為“強者”和“弱者”進而“優(yōu)等”與“劣等”，并斷言以往的一切所謂道德都只不過是“弱者反對強者的一種詭計”，因而其實并非道德。于是，我們便不得不認真審視這種觀點的價值意蘊。如果第一步可以把包括動物在內的自然界排斥在價值主體之外，按照“我—它”關系把這一切都當作手段，那么第二步便完全可以再把人類分為不同的種類，并且使其從量的區(qū)別達到質的差異甚至對立。正是這樣的邏輯思維，導致了希特勒殺人如麻的反人類行為，這完全背離了道德的真諦。所以，人類的第三步不是越走越遠，而是迎來了“生物倫理學”、“生態(tài)倫理學”、“生命倫理學”的創(chuàng)立，這些革命性貢獻就徹底否定了“尼采問題”的合理性，確立了人與人以及與他的環(huán)境所固有的一種平等關系，從而夯實了堅持主體平等、反對弱肉強食的道德底線。
“摩爾問題”道德的基本功能是促進主體發(fā)展
英國倫理學家摩爾在其《倫理學原理》中探討了大致如下的問題：以人為道德標準的確立，只是邁出了盡管是很重要、卻也是很有限的一步，因為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沒有解決，即人作為個體的存在與作為集體或社會乃至作為人類的存在所必然隱含的價值沖突。
所以，我們還必須再進一步深入認識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因為個人和社會都是一種主體性的存在。德國人本主義哲學家費爾巴哈就說：“孤立的、個別的人，不管是作為道德實體或作為思維實體，都未具備人的本質。人的本質只是包含在團體之中，包含在人與人的統(tǒng)一之中，但是這個統(tǒng)一只是建立在‘自我’和‘你’的區(qū)別的實在性上面的。”一方面，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在這個關系中，盡管部分組成整體、個人不可替代，但離開整體的部分就沒有意義；另一方面，個人與社會也是個性與共性的關系，盡管個性離不開共性，但共性寓于個性之中，沒有個性就沒有共性。因此，更重要的是從認識論上升到價值觀，確立這樣的立場：一切“人為”的東西都是“為人”的，社會發(fā)展歸根到底是為了人的發(fā)展。所以，“多數”與“少數”在“零和博弈”狀態(tài)下的道德原則，只有在全面協(xié)調的“發(fā)展才是硬道理”的前提下才有意義、才能實現(xiàn)；并且，還必須再加上時間維度，把人們的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相結合，在堅持顧全大局與保護個人利益的均衡中，做到以人為本的可持續(xù)的共同發(fā)展，最終達到“每個人都自由而全面的發(fā)展”。
“裴多菲問題”道德的核心價值是達成主體和諧
不管是在個人、集體或社會層面，還是在主體與主體構成的道德關系中，還存在一個價值取向的問題，即不同主體或同一主體在不同階段追求的價值有所相同也有所不同，一言以蔽之叫做“多元、多樣、多變”。所以，這就需要再討論一個“裴多菲問題”。匈牙利詩人裴多菲在他的詩中寫道：“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如果允許淡化其特定的時代內涵，即把“自由”不是與“專制”而是與“必然”聯(lián)系起來，從道德的意義上分析，那么他實際上是在說：人的本質是自由，一個人按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選擇而生活而愛情而其他，這就是道德的；假如有了強制，讓一個人做一件自己非自由選擇的事情，不管這個施以強制的是他人還是社會，都是不道德的。由此可見，問題的關鍵在于：是否任何一個人的任何一種自由選擇都會對他是最好的選擇？如果承認“是”，那么“主體平等”和“共同發(fā)展”的道德原則便會演繹出“袖手旁觀”、“明哲保身”乃至“見死不救”的非道德結論。
事實上，人類是有局限的，包括自身的、社會的和歷史的諸多局限，作為個體的人更是如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可以幫助我們說明，個人在微觀尺度上的層次性和結構性、尤其是“自我”在“本我”與“超我”之間的非決定性，必然會導致思想和行為的困惑和困境，而人們又必須是因事實判斷才做出價值選擇、從必然當中去獲得自由的，因此，當一個人不能審時度勢（即使聰明一世的人也有一時糊涂）而受“必然”支配不能“自由”地做出選擇，或者這種選擇會對他人和社會包括自己帶來危害時，外界因素的干預和介入就成為必要的因而是道德的。馬克思主義更是從宏觀層面揭示了人的本質是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這些關系包括與天的關系和與地的關系、與旁人的關系和與前人的關系，并且堅持用人類的一切優(yōu)秀文化成果來武裝自己。在這里，我們就找到了學習、教育、勸導，以及規(guī)章制度和黨紀國法等“他律”存在的道德根據。所以，個性自由與社會規(guī)范的結合、目的性與規(guī)律性的統(tǒng)一、內心世界與外部世界的和諧，才構成人之為人的根本，才是道德的核心價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