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筆下的孔乙己，落魄得很，但堅持穿長衫，因為攸關面子問題。在舊時代，勞動人民都是短打，只有讀書人才著長衫。穿短打，為的是勞動時的方便，穿長衫，絕對肩不能挑擔，手不能提籃，只能是斯文之人才穿�？滓壹浩鋵嵑芨F困，那長衫已很破舊齷齪，可他怎么也不肯脫下這件長衫而著短打�？伤麩o業(yè)，無業(yè)也就無錢，無錢而免不了偶爾做些鼠竊狗盜的事，也就免不了挨打。這也是中國人對于小偷小摸的常規(guī)懲罰，而被打者通常也只護著自己的臉。所謂“打人莫打臉”，就是說，你打我哪里都可以，獨獨別打臉。臉，即臉面，對特別在乎面子的國人來說，至關重要。

　　有一次，他腿裹著蒲包，用手扶地，幾乎是爬來酒店，沽酒喝，掌柜見他如此樣子；“你又偷了東西了！”他也不作分辯，單說了一句“不要取笑！”掌柜的反問：“取笑？要是不偷，怎么會打斷腿？”他低聲解釋：“跌斷，跌，跌……”他的眼神，很像懇求掌柜，不要再提。這就是民間諺語“死要面子活受罪”典型寫照。

　　“死要面子”的民間諺語，來源于中國封建社會里的“謚”——已經(jīng)死去的漢字“謚”，是“死要面子”的本意。雖然人死之后萬事皆空，有面子或者沒面子已與死人無涉，只是活人在爭這份面子。“謚”在古代，是一門很深的學問，不過，辛亥革命以后，“謚”也隨之消亡，但是，類似的“死要面子”風氣，迄今不衰，很有知往鑒來的必要。

　　若從編年史的《資治通鑒》來看，書中第一位有謚的皇帝，該是東周的威烈王，據(jù)《謚法》：“猛以剛果曰威，有功安民曰烈”，對這位有名無實的君主，夠高看的了。南齊的沈約批評說：“諸復謚，有謚人，無謚法。”從一開始，謚，就是一個容易引起爭議的事物。第二位，也按《資治通鑒》的排列，是晉國的智宣子。據(jù)《謚法》：“圣善周聞曰宣”。可元代的胡三省則說：“智氏溢美也。”溢美二字，稱得上是誅心之論，把千古以來所有的謚，也包括所有為死人專寫的訃告，以及追思緬懷的文章，一言戳破。

　　《清史稿》的結(jié)尾有王國維傳，這位自沉于頤和園昆明湖的學者，大概是封建社會里最后一位受謚者。民國初年，愛新覺羅·溥儀還統(tǒng)治著故宮三大殿后邊紫禁城一小塊地方的時候，王先生曾被這位遜帝延聘為“南書房行走”，官居五品。不知他是中了尼采之毒太深，還是趕上馮玉祥將宣統(tǒng)逐出故宮，皇帝成為喪家之犬，他這五品行走，就一頭跳進湖水里去了。人們將這位有學問的遺老撈起來以后，發(fā)現(xiàn)他衣帶里的遺墨，寫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jīng)此事變，義無再辱”詞句。于是，已在天津張園做寓公的溥儀，賜了他“忠愨”的謚號。據(jù)《謚法》，“危身奉上曰忠，行見中外曰愨”，估計是鄭孝胥等臣僚，鉤沉古籍，苦心擬就，上呈御覽，這種像煞有介事的兒戲，對這些君不君，臣不臣的封建余孽來說，除自得其樂之外，也讓王國維有機會上了《清史稿》，成了獻身大清王朝的忠貞義士。

　　由于“謚”的溢美，后來的悼念文章，卻總是盡量挑好的說了，有的連最起碼的針砭也不存在，也就不必深究了。

　　何況上帝讓人們對死者寬容呢？因此從對死者的紀念出發(fā)，肯定得強烈一些，褒揚得光輝一些，描畫得燦爛一些，美化得輝煌一些，好像也是正�，F(xiàn)象。至于逝者生前美中不足的方面，不無遺憾的方面，難與外人道及的方面，見不得光天化日的方面，按照人無完人，金無足赤，大人之過，日月之食的夫子之道，為賢者諱，盡量避之隱之，也屬人情之常。

　　然而國人好形而上，喜絕對化，愛矯枉過正的脾性，弄得這種嗚呼尚饗的文字，常常寫得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效果卻適得其反，令人啼笑皆非。當然嘍，九泉之隔，陰陽之別，生死異途，觸物傷景，難免情不自禁，這是可以理解的。拿點紙巾擦擦眼淚鼻涕，也就算了。用不著化腐朽為神奇，立豐碑于烏有，原是有限之水，怎能潺潺不斷，更不能波瀾壯闊？本是凋零之木，焉會葳蕤常青，更不會繁花似錦！把死者頭上的光圈，溢美得一個天花亂墜，功勛光榮之極，人格偉大之極，畢生正確之極，甚至連毛病和缺點也是十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白璧微瑕，不足掛齒。溢美是需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不過，要溢得適度，溢得恰當方好。

　　我一直懷疑那些乘鶴仙去的同志，會不會為別人給他戴上的高帽子而負擔沉重，而在九泉下深感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