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晚年的黃金榮在掃大街

上海解放初期，軍管會考慮到幫會勢力和黃金榮實際情況，決定采取“繼續(xù)作惡者從嚴，將功贖罪者從寬”的政策，區(qū)別對待，更好更快地瓦解、消滅幫會殘余勢力。

1950年底肅反運動開始后，殺黃呼聲又起。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副市長盛丕華等召見黃金榮，向他宣布既往政策不變，但希望他能寫“悔過書”公開登報，進一步向人民交代，低頭認罪。

黃金榮聽后，重彈老調(diào)，承認自己罪惡重大，愿真誠向人民請罪，求得政府寬大處理，并著重表示：“我決不指使和包庇黨徒做壞事，如有指使包庇黨徒為非作歹，或知情不報，愿受政府的嚴厲處分。”

黃金榮回來后，囑秘書龔天健執(zhí)筆，代為起草悔過書。龔根據(jù)黃金榮的口授大意，整理成文，討論兩次，念了一遍之后，由黃本人哆哆嗦嗦在末尾簽上了大名。

這份寫在宣紙上的“悔過書”手卷，迄今保存完好，現(xiàn)藏于上海市檔案館，于1951年5月20日在《文匯報》、《新聞報》發(fā)表，題為“黃金榮自白書”。

在悔過書中，黃金榮簡述自己的生平，歷數(shù)自己的歷史罪行，自稱要“自首坦白”、“立功贖罪”、“重新做人”云云，最后還說：“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為年紀大了(今年84歲)，有許多事，已經(jīng)記憶不清，話也許說得不適當，但是我的懊悔慚愧與感激的心，是真誠的，是絕不虛偽的！”

但查諸原件，黃的悔過書卻有兩份，且都有他的親筆簽名，一份與公開發(fā)表者基本一致，另一份則出入較大，多有隱惡揚美，文過飾非之處，但對了解黃的某些歷史經(jīng)歷也有參考價值，不妨簡單地介紹一下。

黃在這份從未公開披露過的悔過書中，自稱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yè)的支持者，說：“孫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護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時候，我保護送他上車，臨走的時候，中山先生對我說，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護，所以后來我認得了許多革命分子，像胡漢民與汪精衛(wèi)他們就在革命軍打制造局的時候認識的。”又把自己說成是一個“慈善家”，1937年八一三日本人打來上海的時候，難民很多，米糧恐慌，虞洽卿辦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為救濟、籌款”。到了“孤島”淪陷時，他也沒有落水做漢奸，說：“日本人時常來與我商量，要我出來做事，我總說年紀大了，不能做什么事，回絕他們。”

另一方面，黃金榮又處處諉過他人，推卸自己的歷史罪責，說：“到抗戰(zhàn)勝利后，我也沒有做過什么事情，但是聽說我的門生，仍借我的名義，在外面招搖，干不好的事，因為年紀很大，也顧不了這許多。不過這種事情，是怪我過去太賣情面，收了好多門生，現(xiàn)在想想這種不好的情形實在錯誤。”蘇智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