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不見硝煙的“戰(zhàn)場”，也是一場撕破“臉面”的“戰(zhàn)斗”：當湖南欲斥資50億元重建“夜郎古國”時，針鋒相對的貴州專家立刻喊出了“夜郎是我們的”觀點。在你來我往的爭斗中，投資大手筆層出不窮，仿佛“夜郎之爭”成了比賽金錢的游戲，成了比賽“嗓門高低”的“娛樂場”。
更要命的是，作為旁觀者，大家已經對這種屢屢上演的爭奪戰(zhàn)有了疲勞之感，連普通百姓也能明白爭奪者的用心所在——— 他們爭的不是“夜郎”，是名氣乃至未來的利益和政績預期。從六個省對牛郎織女故事的明爭暗斗，到十幾個城市虎視眈眈于梁祝故里傳說，一幕幕政府帶隊、專家挖空心思論證的連續(xù)劇接連不斷上演，而他們爭奪的僅僅是利益，不是其他！
在筆者看來，夜郎的爭搶，并沒有提供什么新鮮的看點，倒是再次驗證了社會以往的判斷——— 今天的夜郎之爭，都是地方經濟的博弈，與研究夜郎歷史沒有多大關系。如此說來，無論是湖南新晃縣的大手筆，還是貴州文化學者“夜郎是我們的”“宣言”恰恰說明：在利益驅動下的歷史文化資源的競爭，已經到了該糾偏的時候了！
進一步說，學者發(fā)出“夜郎是我們的”觀點，恰恰是在說明“我們都是夜郎”，是“自大者”。而乏味的爭奪戰(zhàn)恰恰是“關起門來夜郎自大，走出門去夜郎自卑”的明證。
事實上，近年來，不少專家學者在地方政府的授意和支持下，為了區(qū)區(qū)的“咨詢費”、“論證費”，常常穿鑿附會、生拉硬套、無中生有、扭曲事實，把一些美麗的傳說弄得烏煙瘴氣，給整個社會帶來不良的影響。如果專家學者在利益面前失去了應有的道義和良心，妄下定論，就不僅僅是污染學術環(huán)境的問題了。
作家王蒙說，現在有的地方政府為發(fā)展旅游，提高GDP，不擇手段，是“先造謠，后造廟”。那么，通過夜郎之爭，我們可以發(fā)現如出一轍的邏輯——— 文化僅僅是標簽和裝飾物，經濟利益、政績驅動才是目標所在。
學者裴鈺的一個觀點對我們認識夜郎之爭有著相當的啟示意義，他認為，從邏輯上而言，學者的話，當然有其嚴密性，但在現實的故里之爭中，我們看到的更多是他們對文化侵害的一面，為了地方利益對歷史曲解，甚至拿傳說當正史，拿文學虛構當歷史真實等。應謹防專家為地方政府“背書”造成對文化和倫理的侵害。“漢孰與我大？”給我們留下了成語———“夜郎自大”，而在“夜郎是我們的”的喧嘩中，在投資50個億的大手筆下，筆者分明看到了“我們都是夜郎”的諷刺與尷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