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線嘉賓：新華社研究員、中央財大教授李錦

　　近一階段來，富士康跳樓事件，使得企業(yè)職工生存狀況成為民生領域中最受關注的話題。我們應當看到，富士康跳樓事件暴露出來的不僅是企業(yè)與工人的矛盾，而且要看到這種典型的“深圳模式”背后的中國發(fā)展模式，因為它關乎我們國家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乃至經濟與社會轉型。在中國當前經濟轉型處于關鍵時刻，中國代工企業(yè)將轉向何方，為了能夠更深入的探討這一問題，探討中國未來經濟發(fā)展方向，理論網特別邀請到新華社研究員、中央財大兼職教授李錦，圍繞上述問題進行分析和探討。

　　富士康的“代工經濟”

　　主持人：李教授，您好！

　　李 錦：各位網友大家好，非常高興有機會來到理論網和廣大網民朋友就富士康跳樓事件和中國代工經濟轉變發(fā)展方式問題和大家進行在線交流。

　　主持人：先請您對富士康跳樓事件談一下基本看法。

　　李 錦：謝謝您提出的問題，這也是全國人民非常關注的問題。人們看到有十幾個員工跳樓了，而這十幾個員工都是富士康的，時間又這么集中，就更為關注了。對這件事，要從三個層次看。從第一個層次看，這是職工不適應企業(yè)環(huán)境而發(fā)生的悲劇。從第二個層次看，是對“勞動密集型”和“兩頭在外”模式對工人生存環(huán)境破壞形成的悲劇。這一事件反映的是長期以來中國賴以發(fā)展的，以嚴格管理、機械化生產為特點，追求高效率低成本以賺取利潤的代工出口模式，和新形勢下成長起來的追求平等、尊嚴的新一代農民工之間的矛盾。從第三個層次看，折射了中國代工企業(yè)發(fā)展方式痛苦的現(xiàn)實，它用血的代價告訴我們，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與經濟結構的調整迫在眉睫。

　　主持人：對于這一事件的原因，目前有這樣的幾種觀點：第一，是由于富士康本身軍事化管理造成的。第二，是由于“80”后、“90”后第二代農民工脆弱的心理素質造成的。第三，媒體的報道引發(fā)的自殺模仿造成的。不知道您怎么看待這些原因？

　　李 錦：富士康跳樓事件有個別的原因，可以從多方面來認識，表面上看是勞工們不堪忍受這種高強度勞動量和近乎封閉的軍事化管理，最終造成悲劇。近年來由于金融海嘯沖擊與缺工問題，珠三角掀起代工企業(yè)倒閉潮，存活之道就是“精實管理”。所謂“精實管理”就是十個人工作交給五個人做，中間節(jié)省下來五個人的成本，可以移作企業(yè)利潤。面對勞動成本低的優(yōu)勢逐漸流失，想要活下來，代工企業(yè)只能夠推行精實管理。過去賺的是“機會財”，現(xiàn)在經營成本墊高，要賺“管理財”。盡管在全球經濟衰退陰影下，富士康遭遇了裁員風波、股價急挫、訂單大幅削減。代工IPod、摩托羅拉手機、索尼PSP、諾基亞手機、戴爾電腦……幾乎是在世人沒有察覺的情況下， 富士康公司變成了中國最大的出口企業(yè)以及世界最大的電子產品合同生產商。富士康的成功就在于這種精實管理。為了追趕速度，富士康員工的工作近乎瘋狂。富士康建立了全球48小時遠程互動設計體系。通過互聯(lián)網，利用時差，使美國和大陸的工程師以接力賽的形式完成設計。富士康還有細節(jié)管理、信息化管理、軍事化管理、保密管理等制勝法寶。軍事化管理讓富士康達到了沒有管理只有執(zhí)行的境界。正是這些管理理念讓富士康獲得了全球3C產業(yè)品牌廠商的信賴和贊譽，但卻一直備受爭議。因為它對客戶的精準來自于對員工的嚴苛，在倡導人性化管理的今天，它顯然是不得人心的。

　　或許二代農民工與他們的父輩相比確實存在心理素質脆弱的一面，但我認為責任不能歸咎于他們自身。首先，這些跳樓的職工多數(shù)來自中西部湖南、甘肅、河南等省，年齡多數(shù)在18歲至25歲。剛進城務工，由農村到城市會有一個”心理隔斷期”，容易出現(xiàn)情緒波動。脆弱的“心理隔斷期”，可能是跳樓事件的誘因。但不能把他們的問題簡單的看做心理問題。第二，在勞動力市場上，新生代農民工個性張揚，希望能依靠自己的奮斗，真正融入繁華的城市生活中。而現(xiàn)實過于殘酷，尖銳的矛盾與內心的掙扎在富士康這樣的企業(yè)里維持著脆弱的平衡。一旦外部稍有波動，緊繃的鏈條便可能斷裂。那些身在茫茫人海卻倍感孤獨的年輕人，“像碎片一樣存在”，經不起風吹草動。即便接連跳樓的背后有各種偶然，但偶然之中都有必然，我們應該重視這個必然。第三，這么多人在短時間內跳樓，原因能說出許多條，最根本的一條是他們缺乏幸福感。人具有生物性和社會性雙重屬性，人的雙重屬性決定了人的需求有多方面的層次，比如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歸屬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價值實現(xiàn)的需要。富士康事件，可以歸納為一個結論，就是他們的需要得不到滿足，得不到幸福。

　　除了以上企業(yè)與個人的原因之外，我認為還有政府的原因、社會的原因，但是我們不能用個別原因掩蓋一般規(guī)律。從規(guī)律上看，他們的精神問題極大部分是由于“代工經濟”造成的。而“代工經濟”的存在并不是一個富士康可以扭轉的，我們沒有能力創(chuàng)建自己的品牌，只有代為加工的能力。“代工經濟”是中國快速發(fā)展初期的必然現(xiàn)象。在原始積累初期，我們缺少自己的品牌，缺少創(chuàng)新能力，就得代人家加工。從沿海地區(qū)的“深圳模式”、“蘇南模式”，在發(fā)展早期都能看到這種特征。而富士康科技公司45萬人打工，便是這種勞力密集型的表現(xiàn)。因此，要想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還是要從根本問題上來思考與著手。

　　全球產業(yè)轉移中的中國代工經濟

　　主持人：有網友提出富士康并不在意自己在中國消費者心目中的形象，產品加工完了，運出去了，富士康和當?shù)乇銢]有什么聯(lián)系了。這是代工模式的特點么？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中，它在扮演怎樣的角色，當我們如何來評判它呢？

　　李 錦： 這是代工企業(yè)的特征，企業(yè)代工（OEM、ODM以及“三來一補”等）并非中國的產物。在20世紀50～70年代，西方經濟體迎來了20世紀的第一次繁榮，在紡織服裝、消費電子、汽車、高新技術和日用品等產業(yè)上，逐步形成了歐美品牌主力軍。進入60年代至80年代，歐美企業(yè)不斷高漲的人工成本，促使其開始尋找低廉的加工貿易伙伴，日本、韓國以及香港等地區(qū)逐漸成為這些品牌代工的主戰(zhàn)場。特別是韓國，在這一波代工潮中抓住了機會，包括三星、LG等一批企業(yè)在早期也借助了韓國低廉的勞動力，日本的索尼、松下等品牌，也逐步在模仿中創(chuàng)新并成長為世界一流企業(yè)。在這20年左右的亞洲首次代工潮中，被稱為“亞洲四小龍”的韓國、新加坡、臺灣、香港迅速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