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中國經典在一片質疑聲中衰微,但也有不少前輩起而捍衛(wèi)它,有些論述精辟雋永,至今令人回味無窮。1913年,嚴復在中央教育會作題為《讀經當積極提倡》的講演,提出經典教育的主題是人格與國性的觀點:
夫讀經固非為人之事,其于孔子,更加無損,乃因吾人教育國民不如是,將無人格,轉而他求,則亡國性。無人格謂之非人,無國性謂之非中國人。
嚴復是近代中國最早“開眼看世界”的學者之一,早年就讀于福州船政學堂,留學于英國格林尼茨海軍大學,曾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等書,對西方文化的認知之深,罕有其匹,有“中國西學第一”之譽。嚴復歷任北洋水師學堂總辦、京師大學堂編譯局總辦、復旦公學校長、安徽高等學堂監(jiān)督、北京大學校長等教職。對于中國教育向何處去,國民教育如何引導民族自強與自立等涉及辦學宗旨的大問題,嚴復豈能不深思長考。他認為,用經典教育的第一目的是培養(yǎng)人格,對于所有國民而言,做人是第一位的,沒有人格就不能算人。嚴復生活的時代,國運飄搖,山河破碎,要挽回頹勢,以培養(yǎng)人才為先,而培養(yǎng)人才,以人格為急。人格如何,關乎國家命運。
嚴復持論并不孤獨,許多知識精英有此共識。1911年,清華學堂改名為清華學校,首任校長為唐國安,他將“人格教育”作為教育的總目標。1913年,周詒春接任校長,他說:“我清華學校歷來之宗旨,凡可以造就一完全人格之教育,未嘗不悉心盡力”,“清華學校,素以養(yǎng)成完全人格為宗旨,故對于三育所施教育之功,不遺余力。”1925年,時任清華校長的曹云祥在秋季始業(yè)式上說:“所謂教育,是欲養(yǎng)成高尚完全之人格。”在嚴復此次講演的次年(1914),梁啟超應邀在清華作了題為《君子》的著名講演,通篇所談都是人格教育。
近代以來,尊孔與反孔,成了社會爭議的焦點。提倡讀經,是為了表達尊孔的訴求,還是為了用線裝書炫耀于人?嚴復說都不是,讀經不是“為人之事”,不是讀給別人看的;孔子是舉世公認的文化名人,他已經完成了自己對于中國文化的貢獻,你讀不讀經,絲毫影響不了他的歷史地位,所以說“其于孔子,更加無損”。那么,為何還要讀孔子的經典?嚴復的理由是:“吾人教育國民不如是,將無人格。”孔子生于春秋亂世,但依然懷抱著實現(xiàn)“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的理念,為此而刪述《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教育人們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核心是修身,是包括天子在內的所有人的人生必修課,這就是《大學》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
孔子之后,孟子發(fā)揮孔子的人格學說,把“仁、義、禮、知”等四種善端作為人之所以為人的標準。后世的學者,不斷豐富與完善關于人格的內涵,如韓愈解釋仁義道德說:“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可以說,《四書》論述的核心,是如何修身,成為一名真正意義上的人。
嚴復責問教育界的反對讀經者:“試問今日之司徒,更將何以教我?”如果不用這些經典教育國民,你們又用什么做教材?有人會振振有詞地說:我用英美的經典來培養(yǎng)中國人的人格!嚴復回答說:“如此則亡國性,”“無國性謂之非中國人”!喪失國性就不配做中國人。
什么是國性?嚴復說:“大凡一國存立,必以其國性為之基。國性國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別之教化,往往經數(shù)千年之漸摩浸漬,而后大著。但使國性長存,則雖被他種之制服,其國其天下尚未真亡。”國性是歷經數(shù)千年的教化與浸漬后形成的代代相傳的文化精神,是民族的文化屬性,是此民族區(qū)別于彼民族的根本標志,也是民族得以獨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理由。
嚴復關于國性理念,至遲韓愈就已經意識到了。唐代佛教盛行,朝野爭先,大有取代中華本土文化之勢。韓愈乃作《原道》,說中國有自古相傳的文化傳統(tǒng),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來,承傳不絕,韓愈稱之為“道統(tǒng)”,如今居然瀕臨斷絕,韓愈以儒家道統(tǒng)的繼承者自命,傳道、授業(yè)、解惑,奮斗終生。這是韓愈的文化自覺。顧炎武生于明清之際,當時的漢文化,面臨被清軍剿滅的危險。顧炎武在《日知錄》的《正始》篇中警醒民眾:要識別“亡國”與“亡天下”的不同,“亡國”只是政權易姓,本位文化依舊,無礙大局;“亡天下”則是政權與本位文化都被顛覆,是亡國滅種。這是顧炎武的文化自覺。
嚴復完全贊同顧炎武的理念,所以把“國性”視為國家“存立”的根基。嚴復歷數(shù)世界上因為國性消滅,而徒存軀殼的古文明,這些國家“雖名存天壤之間,問其國性,無有存者”,“舊之聲明文物,斬然無余。夷考其國,雖未易主,蓋已真亡。”嚴復認為,只要國性還在,即使被其他民族征服,也還有復國的希望,就不是“真亡”。嚴復批評某些反對經典教育的人士:“身為中國人,自侮中國之經,而于蒙養(yǎng)之地,別施手眼,則亡天下之實,公等當之!”
人格針對個人而言,國性則針對民族的總體而言。一個民族的發(fā)展,首先要具備兩個前提,一是民族內部的文化認同,這是民族是否具有凝聚力的關鍵,彼此沒有文化認同的民族只能是一盤散沙,無法形成向上的合力,在國勢危殆時期,文化認同尤為重要;二是民族整體的文化素質的高下,嚴復指出,中國經典指示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見義不為無勇,終身可為唯恕;稱性善,嚴義利;人當為大丈夫等等的理念,都值得珍視,“凡皆服膺一言,即為人最貴”,對于提升民族素質極為有益,只有民族的總體素質提升了,才能談及民族的發(fā)展。
遺憾的是,近幾十年來,由于我國科技長期處于后進狀態(tài),因而把學習西方科技放在學校教育的核心地位,學校的主要工作都圍繞于此展開,因而忽略了人格教育的環(huán)節(jié),人格教育在所有層次的學校缺席。怎樣修身進德,如何誠信為人等基礎道德問題,被虛懸一格,若有若無;或者紙上談兵,落不到實處。中小學只關注升學率,大專院校成了職業(yè)技術的教培中心。不少學生說一套,做一套,形成雙重人格。天長日久,這種狀況勢必會引發(fā)社會問題。
國性的問題,近代以來始終沒有很好解決,需要努力的空間很大。在所謂全球化的時代,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更加便捷,但這是一把雙刃劍,它既有利于我們向外界學習,同時也會對我們的本位文化造成某種程度消解。這就需要很好培育我們的民族文化,使之具有強大的內聚力。否則,一旦民族成員的文化認同呈散射狀態(tài),則民族振興的話題就只能是美好的愿望。這是屬于文化戰(zhàn)略層面的任務,尤其不可忽略。此外,民族的總體素質有待提高。一個民族的素質優(yōu)秀與否,不是空喊口號就能奏效,需要國家長期的投入與規(guī)劃,目標要具體,方法要得當。鄙見,全面提升國民素質,需要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不懈努力。任務艱巨,但早抓早主動,晚抓晚主動,不抓則永遠被動。
誠如嚴復所指出的,傳統(tǒng)經典為我們提供了人格和國性教育的豐富資源。用好這一資源,推動社會文明的進步,是舉國上下面臨的重要課題,千萬不可等閑視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