線索來得意外 　暗查培訓班揪出大問題

　　譚朝攀的案子，還要從2008年1月份說起。“發(fā)現譚朝攀的問題，是一個意外收獲。”張昆說，當時職偵局正在調查一起社保案件。在調查時，一名被調查人無意中說到：“其實扶貧技能培訓那一塊問題才大，整個培訓就一個人壟斷了在搞，都好幾年了。”

　　這個壟斷了石柱扶貧就業(yè)技能培訓的人，叫王彪(化名)，開了一家培訓學校。檢察機關初期調查發(fā)現，負責這個項目的官員就是扶貧辦綜合科科長譚朝攀，而譚王二人的私交十分好。

　　最重要的是，在對培訓學校的調查中，職偵干警們又有一個重大的意外收獲，證明了這中間肯定有貓膩。

　　“當時我們調查一份該校的表格，是反映其師資力量的。”張昆說，這其中出現了一個張昆很熟悉的人名，此人是張昆的一個朋友。但是張昆知道，這位朋友早就到外地去工作了，怎么可能搖身一變成了這所培訓學校的老師？

　　“要證明這個很簡單，一個電話就行了。”張昆笑著說，結果遠在外地的朋友在電話中罵了他一頓，對方說自己很久沒回過石柱了，這個表格的內容肯定有假。

　　接著，干警們又在就業(yè)率表格中發(fā)現了問題。“扶貧就業(yè)技能培訓對于貧困民工來說是免費的。國家對扶貧就業(yè)技能培訓學校也有要求，只有達到80%的就業(yè)率，才能領到國家為參加培訓的民工發(fā)的300至500元不等的學費。”張昆介紹，這家培訓學校的就業(yè)率很高，在表現其就業(yè)率的表格當中，留有用人單位的電話。

　　“我們按電話打過去，確實，對方說這些培訓人員都正在上班呢。”但是，干警們還是很快就發(fā)現了問題。就是那些留下來的電話，座機全是石柱本地的，多半是縣城的，另外一些手機號碼中，有幾個號碼就是學校工作人員的手機號碼。

　　“一個培訓學校亂成這樣，這中間肯定有問題。”經過調查后，張昆下了結論。

　　原是三方勾結

　　為謀利縮短農民工課程

　　調查接著往下進行，已經到了該把王彪找來問一問的時候了。王彪很快就向檢察院說出了實情。

　　早在2004年，國家有了這樣一個民生項目，當時在石柱是把這個項目拿給一個正規(guī)學校做的。但是，王彪卻通過該校的校長，找到負責這一項目的譚朝攀，并達成三人來分國家為貧困農民工支付的學費的共識。

　　只要有錢可賺，譚朝攀欣然同意，王彪就成了石柱唯一能拿到這個培訓項目的人。為了感謝譚朝攀，王彪分四次給了譚19.3萬元，都是從國家支付的款項中分出來的。

　　為了得到更多的利潤，王彪將培訓時間大大縮水，國家規(guī)定的培訓時間是29天，但是在王彪的培訓學校里，只有4天。這4天里，譚朝攀的任務就是來檢查一下上課情況。而對于王彪報上來的各類表格，譚朝攀基本上是看都不看就大筆一揮，直接簽字搞定。

　　更可笑的是，為了多開課，王彪還想出一些莫明其妙的培訓課。比如教農民工把黑白豬鬃分開的“技能”。但是在農村，這根本就是一項常識，哪里還需要開班講課。

　　檢察院的回訪表明，由于譚朝攀受賄，這3年多來沒有負起監(jiān)督職責，導致了大量參加培訓的貧困農民工，沒有學到真正有用的技能。

　　搜查科長電腦

　　文件很少黃圖倒有一堆

　　搜查譚朝攀的辦公室，讓張昆記憶深刻。“進入其辦公室的第一個印象，這不像是一個以寫各種文書、材料而聞名的人的辦公室。”

　　譚朝攀案發(fā)后，張昆帶著職偵干警去譚的辦公室搜查。一進辦公室，就感覺到一個字：亂。各種各樣的文件堆得到處都是，有一些文件上的灰都積得很厚了。搞辦公室工作的人都應該知道，文件和材料每天都應該及時處理。

　　“收拾這些文件就費了我們大半天時間，因為這些文件和材料里面，有一些就是譚犯罪的證據。”張昆說，好不容易收拾好這些文件后，整個辦公室都好像變大了。

　　接下來的搜查更讓辦案人員們感到吃驚。譚朝攀的電腦是這次搜查的重點，因為現在已經實行了電腦辦公，因此電腦里可能會存儲有大量的材料。結果卻令辦案人員們失望，在譚朝攀的電腦里，材料只有很少一點點，而大量存放的是黃色圖片以及黃色網站的地址。

　　“看得出來，他根本就沒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張昆說。

　　庭上辯稱無罪

　　其實已構成合作性受賄

　　譚朝攀案件還牽出了一個新型受賄方式：合作性受賄。譚朝攀在法庭上辯解，自己并非受賄，而是與王彪合作辦學。比如學校的名字是自己想的，自己提供了辦學的一些軟資源。

　　“這些其實并不能成為譚朝攀沒有受賄的借口，而只能說明他的受賄行為是一種新型受賄方式，這在最高檢以及最高法都有司法解釋。”張昆說。

　　譚朝攀沒有參與王彪學校的實際管理，更沒有實際的入股投資。他的行為只能說明其在受賄時，主動與王彪合作，提供各種方便，是一種合作性受賄�，F在合作性受賄的案例也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