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家和舊版主創(chuàng)紛紛表態(tài)批新紅樓造型   

                                           編輯盤點：浩歌博談

      新紅樓接近拍攝尾聲的探班活動，再次把飽受爭議的造型門推回人們的視線，《新民晚報》刊登中國劇協(xié)副主席魏明倫的專訪，對新紅樓造型提出尖銳批評：

      貼片子造型三脫離成笑柄

     6月23日，中國劇協(xié)副主席魏明倫在接受《新民晚報》記者俞亮鑫電話采訪時對新版電視劇《紅樓夢》金陵十二釵的發(fā)型設計提出尖銳批評。他說，20日晚，他在北京衛(wèi)視看到了一個多小時有關新版《紅樓夢》的電視節(jié)目，大觀園中的女性形象除賈母和小丫鬟外，林黛玉、薛寶釵、王熙鳳、王夫人等女性主要人物均在頭上采用了現(xiàn)代戲曲舞臺上的“貼片子”，這種頭飾其實最早是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戲曲舞臺上才開始有的，這與曹雪芹筆下明代頭飾完全是兩個年代兩回事。這種荒誕的設計嚴重脫離人物、脫離歷史、脫離生活。 
     魏明倫說，他在熒屏上看到，劇中不僅金陵十二釵，甚至連十二副釵頭上戴的全是“貼片子”。這種不倫不類的“三脫離”的頭飾設計，給這部投資巨大的經(jīng)典名著已造成巨大的遺憾。新版《紅樓夢》是一部生活化的電視劇，而不是戲曲片，采用這種頭飾的理由何在？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五十多年前上海拍攝由徐玉蘭、王文娟主演的越劇電影《紅樓夢》，銀幕上大觀園中的女性形象均嚴格地按照明代服飾設計。魏明倫說，“貼片子”這一頭飾其實是戲曲舞臺上的青衣花旦采用的，并與“捆頭”“吊眉”配套使用。青衣花旦的“貼片子”與須生的髯口、武將的靠旗一樣，都不是生活中有的，而是為戲曲舞臺表演設計的。唐伯虎、仇英等明代以來的仕女圖上，均找不到這種“貼片子”；各種《紅樓夢》版本上的插圖，也沒有這種“貼片子”。這種“貼片子”在生活中根本無法正常使用，它怕汗水沾，每次只能用三四小時。下回演戲再用前，必須用榆樹刨花和它一起用水浸泡后再用，用一次泡一次，十分麻煩。因此，他認為，讓金陵十二釵頭戴只有戲曲演員才用的“貼片子”，讓大觀園中的女性集體變成戲曲演員，實在是個大笑料！不知李少紅、葉錦添對此能作什么解釋？

                                               網(wǎng)友PS合成照譏諷新造型

     主流紅學家造型剛出來就表態(tài)

     媒體披露造型后，一些主流紅學家終于打破了沉默，開始公開炮轟李少紅版的新《紅樓夢》電視劇了。首先發(fā)難的是中國紅學會秘書長孫玉明，他向媒體表示：“我也是李少紅版《紅樓夢》的文學統(tǒng)籌，年輕編劇寫的第一稿我看了很不滿意，再寫第二稿時就做了大量刪改，寫第三稿時又增加了很多旁白……他們在慢慢和原著靠近，對這些小字輩而言，完成這么一個大部頭的作品非常不易。”表面客氣，但誰都看得出來一肚子不滿意，所以孫玉明的結論是：“我個人認為，個別年輕的編劇對紅學原著的理解和認識還是有一些偏差。”（2008年6月30日《北京日報》）板子打在“年輕的編劇”身上，其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是沖著導演李少紅去的。
　　
　　中國紅樓夢學會常務理事鄧遂夫就比較坦率，他對黛釵的“額妝”表示了極大的反感：“頭上那些東西弄得太過了，有點故弄玄虛、胡編亂造的感覺。戲曲造型都不會有這么難看。”（7月2日《都市快報》）真是毫不客氣，不留情面。此前，當問到對于“額妝”的評價時，孫玉明稱家人生病無暇看定妝照，而中國紅樓夢學會會長張慶善則是以“對造型問題一竅不通”而刻意回避過去了。他們的回避，明顯就是不認可“額妝”的姿態(tài)。鄧遂夫已經(jīng)把話挑明，孫玉明、張慶善當然不需要再重復了。
　　
　　更能夠說明問題的是最近《紅樓夢學刊》發(fā)表了中國紅學會副會長沈治鈞的評論文章《不潑冷水，不灌燒酒——平心關注〈紅樓夢〉重上熒屏》。說是“平心關注”，其實很是激憤，文章將批判矛頭直接對準了李少紅：“1996年李少紅等執(zhí)導的《雷雨》（20集）嚴重歪曲了曹禺的創(chuàng)作本意，將一代名劇篡改成了俗不可耐的言情鬧劇，完全體現(xiàn)不出繁漪那狂躁的性格特征的社會歷史背景與潛在心理依據(jù)。”“你看，電視劇《雷雨》的形式就相當考究，用光采用了電影藝術的表現(xiàn)手法，格外悅目，而且演員選擇適當，音樂也挺感人，場景也算得體，可惜主題過度扭曲，千方百計添枝加葉反而導致內容嚴重缺失，然則，形式再精致也難以打動觀眾了。該劇對曹禺及其《雷雨》無疑亦屬公然冒犯，肆意羞辱，是電視連續(xù)劇糟蹋文學名著的一個典型案例。套用‘饅頭血案’中導演陳凱歌的話講，電視劇不能無聊到這樣的地步。”抨擊之犀利，令人大為吃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