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12個員工，沒有一個人跳樓的原因是跟工作相關，跟薪水相關。”郭臺銘在股東會上自辯。根據深圳的規(guī)定，雇主為非工作造成的死亡、傷害撫恤，只需提供大約1萬多元。而富士康的撫恤金顯顯然大大超過這一數字。
5月底，富士康內部傳出一個過勞死的員工，家屬直接開口向公司要求25萬撫恤金。另外，最近也有很多員工打電話到富士康園區(qū)里的關愛中心，直接開口詢問賠償金額。“這有可能造成全國性示范。”一位富士康高干對《環(huán)球企業(yè)家》說，如果用“賠償”來執(zhí)行，后果會不堪設想。
6月8日，郭臺銘宣布，撫恤金不再發(fā)放。
如此意外效應，歸根結底，是因為郭臺銘總是相信能夠用金錢解決一切麻煩。
在3年多前的臺灣前《壹周刊》記者臧家宜恐嚇案件中，郭亦曾主動開口允諾一筆巨資，試圖買下臧家宜撰寫的一本揭密郭臺銘私人生活的書的版權，阻止其出版。
郭臺銘于2008年再婚，年輕妻子曾馨瑩如何贏得青睞？郭臺銘自己就說，“在她身上我聞不到錢的味道。”的確有太多人是因為錢而接近郭臺銘，他自己也習慣用錢來解決問題。
去年，富士康員工孫丹勇自殺，郭臺銘同意一次性支付36萬元人民幣賠償金，更對孫丹勇父母承諾，會照顧他們一輩子，每年給3萬元人民幣的安家費。郭希望讓其家屬拿到錢后不要再吵再鬧，但這卻反而成為變相鼓勵自殺潮的起點。
富士康法務部此前擬出一個文件，希望讓所有員工簽署。條約大意是說，今后的自殺者，不能領取超過法定之外、多出來的撫恤金，家屬絕不向公司提出法律外要求。不過，郭臺銘在記者會上卻說，“我打了一個X！”他稱，這一條約不會正式執(zhí)行，他不會叫所有員工都簽署。
如此言出反復和措施失當，再清楚不過地表明郭臺銘在應對此次自殺危機時的被動和困窘。
失控
一切的一切，都跟郭臺銘的管理風格有關。從他整個危機處理的過程中，可以窺見。
5月26日，郭臺銘在深圳龍華面對中外媒體的這天，平常在上海上班的胡國輝，在半夜三點被叫起開電話會議，一大早即飛抵深圳。
“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變化抵不上一通電話。”這是眾人熟知的郭語錄。富士康的所有高管都已經適應了郭臺銘特有的“手機管理”方式。在以往，每到周日，郭往往會打來電話，寒暄之后，會詳細詢問一周的業(yè)務情況，即使跟隨郭數十年的資深高管，每次亦如臨大考，詳細準備。而平時，郭臺銘會在車上把某些想法和看法立刻打電話給高級主管們，到達某地后迅速開會，討論某項目是否可行或是否投資，富士康的高管們亦因此養(yǎng)成了快速反應、快速執(zhí)行的商業(yè)素養(yǎng)。
現在，富士康的所有高管的手機更是24小時保持待機狀態(tài)，隨身帶著充電器，因為不知道郭會在什么時候打電話進來。
5月22日晚上，郭臺銘召集主要高管在龍華開會，討論應對自殺危機方法。每個人卻都面面相覷，沒有人能拿出徹底解決的方法。“把我從樓上丟下來也好。”郭臺銘說，他沒有把握會不會再有下一個自殺案例。這樣的喪氣話，過去是不可能從郭臺銘口中說出來的。他說這話的時候，額頭猛流著汗，毫無慣常的威風。“一個月來，我每天晚上只睡4個小時。”郭說。
5月22日起，富士康各廠區(qū)開始執(zhí)行“安心項目”，希望“每個晚上都平安”。不過，不到48小時，就發(fā)生第十一起員工跳樓案件。
富士康找了兩岸很多心理專家到龍華，甚至還刻意在中外媒體面前開了一場意見溝通大會，但到了5月26日晚上，就發(fā)生第十二起員工跳樓。
看起來，郭臺銘做的任何努力都毫無效用。再多的手機管理，再強的企業(yè)執(zhí)行力，面對這種非商業(yè)性挑戰(zhàn)，全都不再適用了。“第1跳第2跳我就應該注意，直到第5跳，這是我的失職。”郭臺銘稱。
郭臺銘之前常常說，富士康成功的關鍵是“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設備、一流客戶”，但現在這個排序看來要重新改寫了。這么多年來，郭臺銘可能沒有認真想過，每天在生產在線要舉起三千次手臂、常常被保安無理斥喝、住在擁擠宿舍中的一個個員工，也是別人的兒子，也是別人的女兒。
郭臺銘一歲多的小女兒妞妞，最近在臺灣打疫苗，身體很不舒服。她對著電話向老爸爸大哭了30分鐘，不能陪在心肝寶貝身邊，郭臺銘說自己的心都碎了。
郭臺銘在股東大會上承認，沒有認真關注中國從世界工廠到世界市場的變化和90后年輕員工增加引發(fā)的勞動力人群結構變化，是其這次得到的最寶貴的人生教訓。
“他集超級業(yè)務員、超級工程師于一身。”臺灣大學國際企業(yè)系教授李吉仁說。為了訂單，他可以自己換上工作服跑到第一線開發(fā)模具，也可以飛越太平洋到客戶公司，放下身段等對方接見。
郭一個人能做這么多事，確實是超人。他顯然希望這成為由他締造的這個富士康帝國的基本文化。
金融風暴后，郭臺銘選擇重回第一線。他每天工作超過12小時，他的秘書不僅要提醒老板開會時間，還得提醒老板什么時候該進食、該休息。
這樣的工作節(jié)奏不是所有人都能夠適應。一位前龍華廠的臺籍高管對《環(huán)球企業(yè)家》回憶說，那時往往工作到晚上十一二點，好不容易可以回宿舍休息，但有時半夜一兩點會接到郭臺銘下飛機的電話，立刻就又被叫回辦公室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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