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視為半部自傳體的旅美作家李波的長篇小說《我在北京有張床》，描述了他出國前的“漂泊”。故事以近十余年來中國社會的狂飆猛進為大背景，以“京漂”生涯為大舞臺，由頗具黑色幽默的自述語調(diào)展開：四川某城青年戈海洋大學畢業(yè)后，先后經(jīng)歷失去教職、下崗、失戀、生意破產(chǎn)、連續(xù)痛失親人———內(nèi)外夾擊，瀕臨崩潰之際，靠寫作自我治療，以虛榮超度靈魂……世紀之交，戈海洋以三千塊錢、一本下崗證和一部書稿，像外省人于連去巴黎一樣來到京城，以卑微之軀，決心做“最后一搏”。
貧窮和落后的不平衡乃至不公平，猶如“兇惡咬尾的蛇”，令眾多年輕人對世代生活的土地喪失信心，對遠方的大都市充滿臆想。在他們心中，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就是天堂，孰料近年來的“北漂”、“滬漂”、“南漂”等早已失去了早年的玫瑰色光芒，正像先鋒作家徐星在《剩下的都屬于你》中所暗喻的那樣：這世界一切資源早已“物有所主”，不容分享，“剩下都屬于你”———“掙扎、競爭的慘烈、體制的阻擊、猝不及防的遭際、不可名狀的無力感和屈辱感、無語問蒼天、無盡空虛、一聲嘆息……”相映成趣的是，《我在北京有張床》描述的“現(xiàn)實世界”同樣“楚河漢界”、涇渭分明。在這片“搬動一張桌子都要流血”(魯迅語)的土地上，任何人想穿過體制的狹窄縫隙和鋼筋水泥的冰冷堡壘，進入“廣場般寬敞舒適，宮殿般富麗堂皇”的俱樂部，都無異于以卵擊石，或以身試鐵。
戈海洋似乎無法逃脫“剩下都屬于你”的命運魔咒：“我住在自己首都的腹心，卻處于它的邊緣。我長著一張堪稱標本的中國人臉孔，仍被視為另類。我試圖像蘆葦或草根一樣扎下來，卻找不到一寸附著物；我左沖右突想把腦袋和屁股藏起來，可在這個密集如無縫鋼管的水泥叢里，沒一隙缺口；我想挖個坑把自己活埋了算球，卻沒有方寸泥土屬于我。天堂之路遙不可及，地獄之門密布荊棘。在眼前這個疾速旋轉(zhuǎn)的巨大的磨盤里，我拿出吃奶撒尿的勁來，也注定逃不出被磨成粉齏拋出圓盤的命運……”
從現(xiàn)實世界解困，從固有秩序突圍，是李波對洞察周遭世界局限之后超越的過程書寫，盡管每挪動一步都意味著一次冒險，但步步卻都是對生命意義的探索，具有強烈的指向性———精神家園：生命來源、支撐、關(guān)聯(lián)、疆界和歸宿。床，是關(guān)于生命、記憶、愛欲和夢想的堅實隱喻———作者以“床”為題，話里話外恰恰契合了這一軌跡。
小說別出心裁的時空閃回與穿插，既有歷史回眸，又充滿現(xiàn)實掃描和徹悟，深烙時代印痕、情感取向和個人體驗；個性化的莊諧等量、雅痞齊觀、憨態(tài)可掬的話語方式都在悲涼之余令人捧腹。百折不回的堅韌，使得這部小說同時成為一個獨特的勵志故事：戈海洋“大癡若愚”的人生態(tài)度和“福禍相依”的命運歷程，或許會讓那些同樣漂在異鄉(xiāng)的年輕人獲取某種心理撫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