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

貞觀六年12月，唐太宗縱遣天下死囚，約定第二年秋天來京受死，縱譴的三百九十名死囚，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

水能載舟，也能覆舟；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自古皆貴中華，輕夷狄，朕獨愛之如。

——唐太宗

唐朝是中國古代一個美麗的朝代。不僅因為它疆域廣大，繁榮昌盛，更重要的是大多數(shù)唐朝人的精神風貌。不杞人憂天，誠信可愛。

《資治通鑒》中有一段記載：“辛末，帝親錄系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之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貞觀六年12月，唐太宗縱遣天下死囚，約定第二年秋天來京受死，縱譴的三百九十名死囚，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明知已被判死刑，還視死如歸地回來受死，既被縱譴又無人督帥，說明就有可以逃脫的機會，生命誠可貴，求生是本能才是，死囚為何不逃之夭夭而乖乖前來受死呢？

這可以得首先從唐朝的法律說起。隋文帝時便除梟轘之慘刑，減流徒之年限，以輕代重，化死為生。后來《唐律》多本于隋，《唐律》固世稱為得古今之平者也，隋之立法可謂善也�！短坡伞凡粐啦粎�，疏而不漏，屬良法之治，《唐律》在制定時也本著法務寬簡，寬仁慎刑的精神進行編纂。當然這與統(tǒng)治者的思想不無關系，唐太宗李世民在立法方面力求寬簡，由繁而簡，去重從輕：“國家法令，惟須簡約，不可一罪作數(shù)種條。格式既多，官人不能盡記，更生奸詐”（《赦令》）。“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刑法》）。且不出爾反爾，不“數(shù)變”，“不可輕出詔令”。“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奸詐益生，”“法令不可數(shù)變，數(shù)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又前后差違，吏得以為奸。自今變法，皆宜詳慎而行之”（《資治通鑒。唐紀十》）。

而且，后唐太宗還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重新修訂了《武德律》，并于貞觀十一年頒行了《貞觀律》。對死刑一再從輕，改為流刑，并刪去“兄弟連坐俱死”之法。

另外，在死刑的適用問題上，唐朝遵守著嚴格的程序。比如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為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案，唯據(jù)律文，雖情有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呼！”“決死囚者，二日中五復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nèi)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jù)法當死者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殺一個死囚，得向皇帝報告三次，以決定是否實行死刑，以減少死刑，枉絕冤枉。

而且，唐太宗還規(guī)定實行死刑之日，尚食不進酒肉，內(nèi)教坊及太常不舉樂，因為酒能亂性，音樂能使人沉緬于情感這中，不能進行理性思維，目的是在行刑前的最后一刻讓皇帝進行冷靜思考，以免錯殺無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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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歷來被稱為有道明君，不僅表現(xiàn)在他的文治武功上，更表現(xiàn)在他的胸襟氣度上�！顿Y治通鑒》中的一段故事讓人讀來不禁會為唐太宗的氣度折服，更感嘆死囚的誠信。

“辛末，帝親錄系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之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

唐太宗縱遣天下死囚，約定第二年秋天來京受死，所謂“朕不負卿，卿亦不負朕”，白居易《新樂府》詩“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說的就是這事。太宗與死囚的約定竟然坦蕩如斯，難怪人們將信將疑，疑問“死囚何以能視死如歸，何不逃之夭夭？”。后人關于此事的猜測，便有了或善之頌揚，或惡之流言。

歌功頌德方面認為唐太宗以一個明君的胸襟氣度，同情囚犯、相信囚犯、信任囚犯讓其回家。囚犯以同樣的誠信回報太宗，如期自詣朝堂，所以死囚的誠信并非是無因之果，他是基于唐太宗成其孝道、夫道、父道之后，回報唐太宗。死囚無一亡匿成了唐太宗的明君之道，賢人之道，王者之道。死囚的誠信是基于愛人如己的原因衍生出來的。

惡評者以歐陽修為代表。歐陽修撰《縱囚論》短文，拋出鮮明觀點，以嚴密論證矛頭直指唐太宗放死囚回家是為了博取賢君之名，太過虛偽。

信義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

寧以義死，不茍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余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后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于人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