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采訪的前一天晚上，北京大學經(jīng)濟學院的大一學生李戡剛剛考完了本學期的最后一門課程——經(jīng)濟學原理。

　　這個剛滿18歲的少年自跨入北京大學校門的那一刻起，就成了公眾人物。入學報到的那一天，他遭遇了媒體的“圍追堵截”，他走到哪里，記者們就跟到哪里。之所以備受關(guān)注，是因為他有一個特別的身份——李敖的兒子。

　　對臺灣教育現(xiàn)狀的“不吐不快” 讓人們看到李戡的“狂”

　　李戡在2010年做的兩件事，使他迅速進入公眾視野。2010年4月，他在臺灣的大學入學學科能力測驗中獲得位列全臺灣前5%的優(yōu)異成績，卻放棄了臺灣大學的邀請，轉(zhuǎn)投大陸的北京大學。而在此之后，他寫出一本《李戡戡亂記》，矛頭直指臺灣教育的種種問題。臺灣著名媒體人陳文茜在此書序言中說：“李戡的‘戡亂記’，一刀砍斷臺灣教科書想在他的腦袋里塞進的垃圾，再一刀砍斷整個島嶼想包圍他的窒息窩囊，‘戡亂記’成了他‘與成長之地的訣別書’。”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李戡并不是一個循規(guī)蹈矩的“乖孩子”。無論是棄臺大選北大，還是出書痛斥臺灣教育，都讓人們從中隱約感受到他父親身上的那股狂狷之氣。

　　的確，在某些場景下，李戡不可謂不“狂”：他會在書中譏諷自己的老師“剛愎自用，助紂為虐”，也會“看不起那些被教科書洗腦而價值觀錯亂的同學”。他在電視節(jié)目上說自己得罪了全臺灣的大學生，甚至有5000多人在網(wǎng)絡上成立了專門反對他的團體，但他對此毫不在乎，“我說他們混，本來就沒錯嘛”。

　　人們所看到的李戡的“狂妄”之舉，基本上都是源于他對臺灣教育現(xiàn)狀的“不吐不快”。

　　他從初中時開始逐漸意識到自己接受的教育似乎存在諸多荒誕之處。他讀初中時，全臺灣的歷史教科書共有7個版本，在做歷史簡答題時，題目要求學生同時答出至少3種教科書中的說法，他發(fā)現(xiàn)不同的教科書說法差異很大，這讓他感覺到不可思議。他也由此發(fā)現(xiàn)隱藏在歷史教科書背后的種種教育亂象，并據(jù)此寫成《李戡戡亂記》一書。

　　有人習慣性地以為，一本出于高中生之手的關(guān)于教育問題的著作，其內(nèi)容無非是在應試教育的壓迫之下所生發(fā)的牢騷抱怨。但翻開這本并不算厚的小冊子，占據(jù)內(nèi)容主體的，實際上是扎實細密的史料對比分析。為了厘清臺灣歷史教科書近幾十年來的內(nèi)容演變和背后的深層次問題，李戡花了兩個月時間泡在臺灣國立編譯館，對1952年以來的30多種歷史教科書進行了詳細的對比。用其父李敖的話說，“它是17歲的務實之作，這本書少說空話，而是用對比、用證據(jù)來說話。”

　　成績好是一個學生應該做的事

　　事實上，只要一坐到書桌前，李戡就會立即表現(xiàn)出謙卑謹慎的態(tài)度。來北大的第一個學期，他便選了10門課，周一至周四的時間全部被課程占滿。因為覺得大陸的數(shù)學課比臺灣難不少，他2010年4月就來北京買了《高等數(shù)學》課本，提前自學了4個月。在社團文化極其發(fā)達的北京大學里，他為了在讀書上投入足夠多的精力，沒有參加任何一個社團。

　　這種對學習畢恭畢敬的狀態(tài)并非是進入大學后的突然之舉，而是中學學習狀態(tài)的自然延續(xù)。盡管對學校的教育方式非常不認同，覺得教科書上的東西都是“臭雞蛋”，但是他卻從未試圖以犧牲自己的學習成績來與令他失望的教育體制進行對抗。他會一臉認真地告訴記者，“其實我高中3年是退步了，因為我考高中的時候考到了全臺灣前2%以內(nèi)，現(xiàn)在的大學聯(lián)考我才考了前5%。”

　　為了取得好成績，他會按照考試要求對課本上的內(nèi)容死記硬背，他也會放棄晚上和周末的休息時間去上專門教授考試技巧的補習班，盡管他覺得“有些內(nèi)容實在很可悲”。雖然他的父親17歲時主動休學在家卻依然名聲顯赫，但他卻表示如今已不是父親當年那個時代，不會效仿父親當年的做法。“我爸當年可以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而現(xiàn)在的制度不可以這樣做”；“他臺大不畢業(yè)也完全沒有關(guān)系，可是現(xiàn)在不一樣了。”

　　而這也正是李敖對他的期待。面對比自己小57歲的兒子，李敖會告訴他，“有些彎路我走過了，你不必再走。”“有些事你不必這樣做，這樣做對你沒什么好處。”

　　李戡有時會覺得，父親對自己的學習成績看得太重，生怕他不能融入這個社會。他有時會與李敖產(chǎn)生爭執(zhí)，但是靜下來后又會說：“成績好本來就是一個學生應該做的事，既是對自己負責也是對爸媽負責。”

　　不熱衷動漫而酷愛19世紀俄國文學

　　在耐心應對學校教育的同時，李戡也花費了大量的時間來構(gòu)筑自己的精神空間。與周圍的同齡人熱衷于動漫、青春文學、玄幻小說相比，他最熱衷的，是“90后”們極少觸及的19世紀俄國文學，甚至為此開始學習俄語。他會一口氣羅列出以下作家和他們的主要著作：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契訶夫……他會情不自禁地向記者講述《父與子》中他所喜愛的章節(jié)。在他看來，俄國文學能讓人看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有著更多的附加價值，而不僅僅是單純的文學故事。

　　他的閱讀趣味深受父親的影響。他覺得李敖“大部分有名的書都看過了”，因此每看一本書之前都會征詢李敖的意見。“他會告訴我，不要看但丁的《神曲》，看一陣就會睡著。”

　　正是因為父親的言傳身教，他反而沒有像很多人所預想的那樣去學習中文、歷史、哲學等人文學科，而是選擇了經(jīng)濟，雖然他自稱“臺灣的文科生沒有一個能比過我”(李戡中學時為理科生)。因為他覺得，研究文史哲，“我永遠沒有希望趕上我爸”。

　　對于自己的大學生活，除了感覺數(shù)學有點難之外，李戡都覺得很滿意。他覺得“大學和中學不一樣，沒什么好反叛的。大學生有自己選擇的空間了，學得好學不好全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