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在很多事情上，中國都沒有作好向外在世界做解釋的心理準備。例如今天中國的經(jīng)濟總量很大，發(fā)生任何事情都可以對外界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而中國內(nèi)部可能不這樣看，因為人們總是覺得還有問題，產(chǎn)生不了外在的影響力，因此往往是只看國內(nèi)，忘記了國外。

　　亞投行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中國開始時并沒有意識到會有那么多的國家參與進來，尤其是西方國家，其中有些是美國的傳統(tǒng)盟友。當然，美國也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美國人因此把亞投行視為是中國撇開現(xiàn)存國際秩序，例如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fā)銀行而另起爐灶的企圖。

　　但實際上并非如此，因為亞投行和現(xiàn)存國際和區(qū)域秩序更多的是互補的，而非競爭的。如果一開始中國有充分的知識準備，和美國等國家的溝通會有效得多。“一路一帶”、金磚國家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類似的問題。

　　第二，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缺少軟力量。在很多方面，盡管并不是中國的問題，但一旦發(fā)生問題，人們就普遍認為是中國的問題。這是因為西方美國一直主導著國際外交領域的話語權，而且也是因為中國本身毫無這個意識。或者說，話語權的缺失也是中國本身的原因。

　　就舉近來南中國海填海的例子。在中國開始填海之前，越南和菲律賓等國家早已經(jīng)在填海了。中國的行為因此是反應性的，就是對越南和菲律賓等國行為的反應。只不過中國的填海比其他國家的速度要快得多罷了。在他國填海的時候，不知道中國為什么沒有發(fā)聲？如果早發(fā)聲，也不至于像今天那樣在話語權上處于被動。

美國對中國的拒絕迫使中國建立亞投行

　　第三，作為一個有責任的大國，中國有時也需要理性地理解對方的行為模式，甚至從對方的立場看問題。就是說，要理解對方。例如，美國人所具有的軍事冒險精神，這是包括中國在內(nèi)的其他國家所經(jīng)常低估的。理解美國的軍事冒險精神并不是說中國要恐懼它，而是相反。

　　在深刻理解其軍事冒險精神之后，中國可以有效管控它。中國也要把握美國對自己長期相對衰落所產(chǎn)生的恐懼。

　　第四，最為重要的是，中國也并沒有必要過于恐懼美國對中國政治秩序的影響。如果說美國對改變中國政治秩序不感興趣，那會是個錯誤；同樣，如果認為美國可以輕易地改變中國的政治秩序，那也會是個錯誤。對美國的恐懼是中國本身沒有自信的表現(xiàn)。要意識到，在全球化的開放社會，政治影響是互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中美之間應走向合作

　　美國或者其他任何國家要影響中國，這是人們思考問題的前提。中國很多人把美國的很多行為（甚至不是政府行為）視為是美國要推翻中國秩序的“陰謀”，例如貨幣政策、股市操作等等。如果在制訂國內(nèi)政策時，不能考量到國際因素，那就是中國的失誤。國際政治就是各國互相影響的政治，一國要影響另一國是常態(tài)。

　　作為大國，中國如果不能估計到美國各方面（不見得是美國政府）對中國的影響，或者中國各方面（不見得是中國政府）對美國的影響，就很難建設新型大國關系。新型大國關系不只是兩個政府之間的關系，是兩國各種力量之間的關系。

　　一個和平的國際秩序需要中美兩國的有效合作。美國需要中國，也不能失去中國；同樣，中國也同樣需要美國。在實際國際政治生活中，兩國的合作也一直是主流。如果雙方都能意識到，兩國的合作是雙贏的，而在核武器時代，沖突一定不是零和游戲，即一方勝利和另一方的失敗，而是雙輸局面，那么要建立和平共存的新型大國關系并不困難。

　　作為一個有責任的大國，中國有時也需要理性地理解對方的行為模式，甚至從對方的立場看問題。就是說，要理解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