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別姬》和《梅蘭芳》是兩部完全不同的電影，雖然它們都以京劇作為敘事載體。

　　程蝶衣為救段小樓給日寇唱戲而梅蘭芳蓄須明志；程蝶衣戲我不分性別錯亂，梅蘭芳則從不幻想戲劇會成為人生的鏡像；《霸王別姬》以程蝶衣像虞姬一樣自殺作為電影的結(jié)尾，而《梅蘭芳》的敘事結(jié)構(gòu)很像葉偉信的《葉問》，他們的人生都被腰斬�！度~問》對葉問和李小龍的師徒交往沒有一個鏡頭的交待(只在片尾的字幕中提了一句)，梅蘭芳是個葉問式的人物嗎？他們都忠于自己的國家，對于京劇和武術(shù)有著某種不敢褻瀆的虔誠。

　　《梅蘭芳》的政治正確性沒有任何問題，但如果從《梅蘭芳》來反觀程蝶衣這個人物，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程蝶衣的身上有太多太多矛盾。程蝶衣的悲劇也是京劇和中國現(xiàn)代歷史的悲劇。程蝶衣面對極其嚴(yán)酷的京劇訓(xùn)練，最后被張公公強暴之后，心態(tài)發(fā)生了一些扭曲，他唯一認可的是自己顛倒的性別身份：“我本是女嬌娥，又不是男兒郎”。這種心理閹割必然招致現(xiàn)實生活的挑釁，所以程蝶衣只能更深地陷入戲劇中，讓戲服將自己偽裝起來，他唯一的人生訴求就是極其小心地保護脆弱而扭曲的性別意識，它壓倒了社會正義，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從表面上來看，《霸王別姬》和《梅蘭芳》有太多的相似之處，但事實上，其表達的方式卻大異其趣(這或許是傳記片限制了陳凱歌的手腳的緣故)。在《霸王別姬》這部虛構(gòu)作品中，人生如戲，戲夢人生，陳凱歌和李碧華將其推向極端，讓張國榮有機會展示他的風(fēng)情萬種(原作者李碧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許更為重要)。一個附敵的漢奸和一個同性戀者，在傳統(tǒng)敘事中早就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了，可是在陳凱歌的電影中，我們分明看到他的血肉，他的靈魂，他的淚和執(zhí)著，使觀眾對這個角色滿含著刻骨銘心的同情，那是段小樓在結(jié)尾時那一聲“蝶衣”叫得撕心裂肺的力量源泉。一種個人敘事壓倒了簡單的、模式化的民族主義情緒，用個人的悲劇來反思中國傳統(tǒng)對人性的扭曲，以及現(xiàn)代性的過程中中國傳統(tǒng)的尷尬身份。盡管香港“進念·二十面體”創(chuàng)始人榮念曾先生曾批評說“《霸王別姬》保守的地方在于，他認為環(huán)境會令一個人變成同性戀，那是荒謬的”；盡管戴錦華認為《霸王別姬》是迎合西方人觀念的“‘瑰麗莫名’的東方景觀”，但陳凱歌反思的深度至今看來仍然振聾發(fā)聵。

　　而《梅蘭芳》中梅蘭芳似乎太清醒了，他刻意清醒著，不讓自己像程蝶衣一樣陷下去；同時，幾乎就是一個高大全的人物，和《葉問》中的葉問一樣，無法找到程蝶衣這樣的大是大非，也沒有一貫正確的段小樓在紅衛(wèi)兵面前的屈服時的軟弱；在美輪美奐的京劇扮相面前，通過梅蘭芳、福芝芳和孟小冬之間非常模式化的三角戀愛，劇情無法對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的沖突提供什么有力、新鮮的視角。人性的復(fù)雜性也許僅此而已，當(dāng)一個失去真愛的梅蘭芳和一個在絕望中自刎的程蝶衣相對照時，我們是否還能用法斯賓德的一部片名來概括這種微妙的區(qū)別：“愛比死亡更冷酷”？

　　在《霸王別姬》中，陳凱歌對京劇以及傳統(tǒng)的反省、冷靜地批判，對民族宏大敘事的反駁……種種尖銳的問題在《梅蘭芳》中完全沒有得到回應(yīng)。甚至我們可以說，《梅蘭芳》是陳凱歌自我救贖的一部電影，但《梅蘭芳》恰恰也是對《霸王別姬》的反駁。這是一部保持陳凱歌水準(zhǔn)的電影，一部贏得京劇界人士和很多觀眾認同的電影，但也只能是一部正劇。

　　(作者系媒體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