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了解到，在談到房地產投資時，徐忠分析稱，目前我國房地產調控成效明顯，一二線城市政策環(huán)境嚴厲，呈現出“五限”格局，房價上漲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同時政策的“擠出效應”逐步顯現，房地產投資增速不斷下滑。“短期看一二線城市房地產保持緊調控態(tài)勢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同時也要看到這些調控措施誤傷了一些有效的需求。因此，我們同時應該增加住房的供給，更好地滿足住房的剛需”。

　　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徐忠分析稱，地方政府債務收緊過快，基礎設施投資增速回落較多。今年8月，中央發(fā)出了《關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的意見》和《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辦法》兩份文件，有效管住了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行為，堵后門的同時地方政府債務開前門的力度太小，導致基建投資增速回落較大，加劇了經濟下行的壓力。“財政預算安排的政府債券發(fā)行規(guī)模遠低于現實中的合理需求”。他強調，地方政府右手舉債的過程中，左手資產端也積累了相當規(guī)模的優(yōu)質資產，這些高質量的資產，土地、國有企業(yè)股權等完全可以覆蓋現有的債務，只是缺乏資產變現用于債務償還的意愿和渠道。

　　他建議，考慮到各地情況差異，應允許有條件、有需求的地方政府進行市場化舉債，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我國城市化水平仍然偏低，人口尚在大規(guī)模跨區(qū)域流動，人口流入和經濟發(fā)展較好的區(qū)域還有大量基礎設施投資的需求和潛力，不能一刀切”。

　　徐忠指出，除了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等傳統(tǒng)領域，我國在綠色發(fā)展、5G技術、教育、醫(yī)療、養(yǎng)老等領域面臨新的快速增長的需求，要將這些領域培育發(fā)展成為中國新的增長點，就必須為之創(chuàng)造良好的環(huán)境。比如降低市場準入的壁壘，堅持國有企業(yè)的競爭中性，進一步推動簡政放權，減少對市場的行政干預。

　　在談到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時，徐忠強調，應以改革的思路處理好需求管理中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關系。首先，應該充分認識到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局限性。貨幣政策是通過直接作用于金融體系，并且經過金融體系傳導到實體經濟的宏觀政策。貨幣擴張對實體經濟的傳導路徑長、見效慢，刺激程度受金融機構風險偏好影響大，效果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通常不是穩(wěn)增長的第一選擇。現階段貨幣政策的重點應當是維護適宜的貨幣環(huán)境。

　　第二，盲目擴張M2和社融不可取。在其看來，當前中國經濟已主要由國內需求推動，消費和服務業(yè)逐漸成為主要的推動因素。與投資和制造業(yè)相比，對資金的依賴度比較低。因此，M2和社融等數量指標與實體經濟的關聯度明顯下降，盲目追求M2和社融的融資供給，而不在提振實體經濟上想辦法，不僅無法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還會加劇物價和資產價格的上漲壓力。

　　第三，貨幣政策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金融機構的健康性和監(jiān)管政策。今年以來，金融監(jiān)管政策加強，隨著影子銀行體系的收縮，表外回表，金融機構風險偏好明顯下降，資本充足率面臨壓力，信貸投放明顯放緩。貨幣下降，對貨幣政策傳導影響顯著。從實體經濟的感受看，是整個金融體系與影子銀行體系的同時縮窄。短期看去杠桿背景下應著力緩解金融機構的資本金壓力，恢復并增強對實體經濟的支持。

　　長期看為適應經濟增長的轉型，金融體系要從過去主要支持國有企業(yè)、基礎設施、房地產投資轉向加大對小微企業(yè)的金融支持。徐忠認為，針對我國大銀行多，中小銀行少，直接融資占比較低的實際情況，完善金融體系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一是應該健全中小銀行體系。二是應充分發(fā)揮金融科技的作用。三是大型商業(yè)銀行在一些小微企業(yè)金融服務發(fā)展比較好的先設分支機構。四是可以探索主干銀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