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 加州圣瑪利學院教授

2011年留給歷史的也許是許多令人難忘的“抗議”，最近一期《時代》周刊表示，參加北非抗議活動和美國聲討金融體系活動的民眾，以及在智利、希臘、印度和以色列等地的抗議者，極大地影響了2011年的世界新聞和文化。當然，還有其他國家可以列入這個名單�！稌r代》周刊編輯瑞克·斯坦格說，“全世界的憤懣沮喪有沒有一個臨界點？好像到處都聽見人們在說已經(jīng)受夠了”，“他們反抗，提出要求，即使面對催淚彈和槍彈威脅也不放棄。他們身體力行了眾志成城的道理”。

抗議是一種群眾性的不滿宣泄，由于“眾志成城”的人多勢眾而使統(tǒng)治者坐立難安、膽戰(zhàn)心驚。對抗議的最大誤解和曲解是，它的激蕩和狂暴裹挾了眾多民眾，成為對秩序和穩(wěn)定的嚴重威脅，它的可怕和危害都在于它的人多勢眾。這種想法其實是出于對“人多勢眾”的政治價值的全然無知或故意歪曲。

早在古希臘時代，亞里士多德就對人多勢眾的政治意義作出了分析。一個好的政治共同體需要有優(yōu)秀的領導者，他們是少數(shù)最富有公共精神、考慮公共利益最多的人，他們的力量來自美德。與他們相比，大多數(shù)民眾只在乎自己的利益，他們的力量來自人多勢眾。盡管如此，“由多數(shù)人執(zhí)政仍然勝過由少數(shù)最優(yōu)秀的人執(zhí)政”，這是因為，“盡管并非人人都是賢良之士，他們聚集在一起也有可能優(yōu)于少數(shù)人———當然不是就每一個人而論，而是就集合體而論。”

亞里士多德是從公民們理應在共同體中分享“榮譽”來思考這個問題的。無論多數(shù)人是多么平凡或不賢明，如果他們不加入，或者根本沒有加入的榮譽，那么就不可能有好的共同體。一個好的共同體，一個以高尚的目標來建立的共同體，必須是一個讓所有公民分享榮譽(多寡另當別論)的共同體。因為“政治共同體的確立應以高尚的行為為目標，而不單單是為了共同生活”。

亞里士多德問道：“那么，是不是該由那些賢明之人來執(zhí)政和掌權呢？”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因為“那樣一來，所有其余的人必然會與榮譽無緣，失去在行政統(tǒng)治中任職的榮譽或資格。因為我們說各種官職都是某種榮譽或資格，如果同一些人始終占據(jù)這些官職，其他人就必然會被擯棄于榮譽之外”。

亞里士多德又問：“那么，讓最出色的一個人來統(tǒng)治會不會好一些呢？”回答還是否定的，因為“這樣更具有寡頭制的色彩，城邦內(nèi)失去榮譽的人也就會更多”。只是由一個人或少數(shù)人享受榮譽，剝奪大部分人的榮譽機會，這不是一個好的共同體應該主張和實行的。

在共和政體中，雖然平民的力量確實是來自他們的“人多勢眾”，但那是一種公民們共同享有榮譽的“勢眾”，不是動物的“勢眾”。在一個國家或共同體內(nèi)，如果那些賢明的少數(shù)人真的是賢明，那么他們一定不會不懂這樣一個道理，那就是，在一個為了高尚目的而不單單為了共同生活或者不得不生活在一起的共同體中，要真正關心共同體的共同利益，就不能漠視那些才能和德性不如自己的平民大眾。那些真正關心所有公民共同利益的少數(shù)賢明之人，也就一定會想方設法地為其余的大多數(shù)人提供一個機會，讓他們也能對共同體有好的貢獻，讓他們也能負起具有重要意義的政治責任。在共和共同體中，廣大普通民眾的政治貢獻和政治責任就在于形成和發(fā)揮他們的“人多勢眾”。沒有“人多勢眾”的作用，也就不可能有民主政治。

在那些爆發(fā)抗議的國家里，統(tǒng)治者的少數(shù)人只是冒充的優(yōu)秀者，他們或貪婪、偽善，或殘暴、專制，或兼而有之。這樣的統(tǒng)治權威根本不把多數(shù)人的利益或福祉當一回事，卻冒充是他們的代表。它長期剝奪了廣大民眾理應在共同體中分享的榮譽，甚至讓他們生活在恐懼之中。美國作家迪克說，“我害怕權威，同時也痛恨權威，我憎恨權威和我自己對它的恐懼，因此我反抗。”2011年的抗議便是這樣一種反抗，而它的力量正是體現(xiàn)在參加者具有民主意義的人多勢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