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季冰

上周六，周立波從美國結束度假，回到灰霾滿城的上海，仿佛一個從來就對自己背負的滿身爭議不屑在意的大亨模樣。他對迎候的媒體說，自己之前的“泡飯魚翅說”的確不妥，他愿意正式賠禮道歉，而關棟天將永遠是他的“大哥”。

我猜想，彼時的周立波心頭，也許會略帶一絲傷感地泛起過往歲月里他與關棟天之間的一幕幕難以忘懷的兄弟故事。這就是人性的豐富和復雜之處，即便伶牙俐齒的周立波也不能例外。當然，周立波還是周立波，他一口咬定自己和關棟天都是無辜的，是有人在中間挑事，“我們會查的”。這使讀者想起幾個月前在“婚變”鬧得沸沸揚揚之際他對媒體作出的相同宣示。想必在他的邏輯中，自己這臺超級印鈔機已經毋庸置疑地挑動起了周圍每一個人的貪欲和惡念，只要是于他不利的熙熙攘攘，就必定是往來皆為名利。

一周以來，有關“周關拗斷”的爆料和議論幾乎每天都要占掉本城乃至全國媒體的許多版面和時段。這既是這個“世上本無事”的庸人時代的真實寫照，也體現(xiàn)了這位“海派清口”發(fā)明人的吸引力。大街小巷里也充斥著各式各樣的猜測，我所聽到的最匪夷所思的一種說法是：這是兄弟倆聯(lián)手策劃的一起炒作，為的是關棟天即將上檔的一出新戲。這種類似于陰謀論的論調，實在是有些高看了周立波的獻身精神及兄弟倆的智謀。

我注意到，在這樁八卦新聞的發(fā)展過程中，與“大哥”的三緘其口不同，“小弟”其實是很想表白些什么的。例如，在3月15日接受新聞晨報記者越洋電話采訪時，他“聲音沙啞”地說了一大堆。除了回答一些具體的問題和對分手的原因作了些解釋外，周立波似乎相當急切地想要告訴讀者，自己是個“講義氣的人”。他還引用杜月笙的一句話——人的一生就是吃好三碗面，體面、場面、情面——來證明自己是多么懂得知恩圖報�？傊�，他很好地遵守了“兄弟”之道，而關棟天則既不懂得也沒做好。

滬上評論家李天揚先生在新民晚報上撰文指出，周立波與關棟天這對昔日“兄弟”的最終分道揚鑣，再次證明了，在以法治和契約為價值基礎的現(xiàn)代社會，流露著中國封建觀念底色與彌漫著舊上海青紅幫氣息的“兄弟文化是靠不住的”。

作為一個受到過現(xiàn)代啟蒙的知識分子，天揚的上述評論當然不會是沒有道理的，我本人亦深以為然。只是我很想接著他的話補充一句：法治和契約固然是開放多元的現(xiàn)代社會的基本處世準則，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真正意義上的“兄弟情義”是不足取的，必欲棄之如鄙帚。事實上，可能正是因為如“兄弟情義”般的美好之物在這個世界上是如此罕有，現(xiàn)代人才無奈地轉向了斤斤計較的契約。但罕有畢竟不等于沒有，更不等于不值得希冀與追求，一個滑稽明星掛在嘴上的“兄弟之情”靠不住，并不能得到世界上不存在真正值得信賴的兄弟情義這種結論。越是在這樣一個恨不得按照合同給老婆發(fā)“家務薪資”的時代，人與人之間無私的手足之情才越顯彌足珍貴。

本來，周立波自信自己是很夠兄弟義氣的，因為他覺得他已經用一頓(或連續(xù)好幾頓)鮑魚魚翅回報了“十年前的一碗泡飯”。他還在微博中理直氣壯地要求“朋友們”接受他關于“這個世界上沒有應該，只有應知”的“兄弟觀”。但在我這樣一個也算有一些人生閱歷的人聽來，這是再徹頭徹尾不過的生意場上的豪言壯語。真正的“兄弟邏輯”應當是這樣的：只要有我一碗泡飯，就少不了你的半碗；哪怕你天天鮑魚魚翅，我都只是為你高興而無它想。

說句老實話，對于所謂“海派清口”，我素無太大興趣，因而也不打算像有些人那樣裝腔作勢地為它的前景操一份閑心。之所以看過一兩張盜版光碟，主要是因為據說它已成為當代上海文化的一個標桿，這是我這個土生土長的上海人不得不認真面對的�？陀^地評價，“海派清口”的確將時刻準備向下滑入肉麻低俗的上海傳統(tǒng)滑稽戲提升了好幾個檔次，使之開始能夠涉及范圍更廣闊的嚴肅的社會現(xiàn)實。在過去的表演中，周立波也一向很喜歡用“洋氣”、“派頭”以自我標榜，甚至經常用一些冒犯外地人的近似于地域歧視(究其實質，這更多體現(xiàn)了某種文化歧視，而非地域歧視，不過這已是另外一個話題了)的方式來凸顯自己的“身份”和“素質”。然而，從周立波自以為是地將生意報酬打扮成兄弟情義這件事情來看，他充其量仍只不過是個自命不凡的“現(xiàn)代海派文化符號”而已。并且，他那充斥虛榮與造作的矯揉做派，還使得這種自命的身份內里的底氣不足暴露無余。人們常說，現(xiàn)代化的基礎是公民社會或市民社會，但真正的公民精神與“小市民”的市儈習氣卻完全不是一回事情，盡管兩者在某些地方不無共通之處。

如果“海派清口”確實是上海文化當之無愧的代言者，那么這一事件便深刻地折射出所謂“海派文化”本身的致命缺陷。上海無疑是中國乃至整個東亞第一扇面向西方和現(xiàn)代開放的門戶，然而，種種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調卻終究使得上海文化煮成了一鍋文化轉型大格局中的夾生飯，身處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農耕文明與工商文明的糾結交鋒之中左右為難、進退尷尬。不管上海在中國追尋“現(xiàn)代轉身”的漫長歷程中領先了多少步，有多么充分的理由用“咖啡文化”嘲笑“大蒜文化”，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這個年輕的城市也如同這個古老的國家一樣，遠沒有最終完成這一曲折艱辛的任務。她甚至連精神上的準備都還沒有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