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獻堂
《文史精華》雜志
作者：鐘兆云
1895年馬關割臺后，日本統(tǒng)治臺灣50年。面對其殘暴的殖民統(tǒng)治，臺灣人民拿起刀槍，前仆后繼展開不懈抗爭。在不見硝煙的“文斗”戰(zhàn)場上，林獻堂給歷史留下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形象。
組織日據(jù)時期臺灣的第一個詩社，被尊為“迷惘年代的掌燈人”
林獻堂祖上為福建閩南人，遷居臺灣后幾經(jīng)胼手胝足，數(shù)代之間，家業(yè)迭興，成為望族。1881年(清光緒七年)，林獻堂生于臺中霧峰，原名大椿，號灌園。因為家庭關系，他從小受過較好的教育。但他14歲那年發(fā)生的馬關割臺事件，打破了他平靜的生活。日本殖民當局的暴政，在他年輕的心頭烙下了難以泯滅的傷痛；而臺灣民眾不甘臣服、此起彼伏的反抗斗爭，使他在耳濡目染中，蓄下抗日大志。
1902年(清光緒二十八年)，日本殖民當局在全臺開展“大掃除”，臺灣武裝抗日斗爭轉入低潮。21歲的林獻堂決心以文抗日，開展非武力斗爭，組織起了“櫟社”，此為日據(jù)時期臺灣詩人的第一個詩社。
臺中霧峰坐落著古樸幽靜卻遠近聞名的林家花園——萊園，傳統(tǒng)風格的建筑昂然挺立，伴著清澈的池塘和翠綠的楊柳，使這里成為紛擾社區(qū)里的一個桃源般的世界，是臺灣抗日文士極為理想的聚會之地。他們吟詠唱和，暗中討論抗日事(園中現(xiàn)存“櫟社二十年題名錄”石碑，就是當年留下的史跡)，要為臺灣的前途走出一片天。后來成為著名作家的吳濁流在《回顧日據(jù)時代的臺灣文學》一文中曾說：“我人櫟社之后才知舊讀書人……骨子里，漢節(jié)凜然”，從他們那里“學習不少愛國詩詞”。當時，臺灣各地詩社、文社皆以萊園櫟社馬首是瞻，尊稱林獻堂為“迷惘年代的掌燈人”。
1907年，26歲的林獻堂在日本奈良結識因戊戌政變而亡命日本的梁啟超。閩南語與廣東話不能溝通，兩人乃以中國文字筆談。林獻堂問：“我們處異族統(tǒng)治下，最可悲痛者，尤無過于愚民教育，處境如斯，不知如何可以?”梁啟超感慨無限：“本是同根，今成異國，滄桑之感，諒有同情!今夜之遇，誠非偶然。”臺灣的進步青年和來自祖國大陸的優(yōu)秀知識分子抒發(fā)了共同的感嘆，他們的感嘆里深深埋藏了割臺后兩岸情感的痛苦和掙扎。
1911年2月，梁啟超應邀訪臺，曾住林獻堂萊園五桂樓中，寫下《萊園雜詠》10首，使萊園更增聲價。梁啟超在林獻堂、連橫(連雅堂)等人陪同下到臺灣諸地參觀，并專門拜謁鄭成功的“明延平郡王祠”。梁啟超始終被愛國愛臺的悲憤所籠罩，在臺灣的愛國人士為他設宴洗塵時當場揮毫兩詩，其一云：“樽前相見難啼笑，華表歸來有是非。萬死一詢諸父老，豈緣漢節(jié)始沾衣。”其二云：“破碎山河誰料得，艱難兄弟自相親。余生飲淚嘗杯酒，對面長歌哭古人。”真是凝成血淚而情見于詩，其中“萬死一詢諸父老，豈緣漢節(jié)始沾衣”，流露出梁氏以民族大義與臺灣父老相期勉。至于“對面長歌哭古人”中的古人，指的就是抗夷保臺不脫祖國版圖的千古英雄鄭成功。
梁啟超濃烈的愛國情懷，深深感動著林獻堂、連橫等愛國紳士。在送別這位當年和康有為發(fā)動“公車上書”的大英雄時，林獻堂說：“任公(梁啟超號)，請放心去吧，這黑暗的年代，我們決不會迷惘，決不放棄斗爭。待臺灣光復那天，再請任公來相會!”
梁啟超莊重地點了點頭，道：“‘子規(guī)夜半猶泣血，不信東風喚不回’，只要我們抱定決心不變，總有云開日出時候!”
梁啟超走后，深受其改良主義思想影響的林獻堂，開始苦苦尋求臺灣的出路。
創(chuàng)建臺人自辦的第一所中學；以“同化會”圖謀改良失敗
1913年5月，林獻堂在東京認識了日本伯爵坂垣退助，受邀到其家做客。坂垣退助是日本明治維新的功臣，后因政壇失意，成為自由主義者。聽完林獻堂陳述臺灣人受欺壓的情況，他深表同情，三杯酒落肚，乃議論大發(fā)：“他們(指在臺灣的日本人)不知尊重臺灣人，這是一切癥結的所在。”林獻堂以為遇到了知己，滿懷希冀地說：“臺灣紳士都渴望能改良政治，希望得到先生的支持。”坂垣慨然應允。
1914年2月，坂垣退助果真應邀來到了臺灣。林獻堂欣喜萬狀，與王學潛、蔡惠如等一干紳土，在基隆為其舉行盛大的歡迎會。此情此景，讓這位失意的日本政客極大地滿足了虛榮心，痛痛快快地把預先擬好的“同化會趣旨書”提交林獻堂等。“同化會”的主要趣旨為：疏通總督與島民間的意見；島民的人權應與日本內(nèi)地人同等。
林獻堂等在廣征“同化會”會員以求推進臺灣政治改革運動之時，也針對殖民教育而進行了抵抗。
自割據(jù)臺灣后，日本殖民當局竭力推行奴化教育，企圖扼殺臺民的反帝抗日思想。他們把初等教育分為“小學校”和“公學校”(包括“國語傳習所)，前者為日本兒童學校，設備好，師資強，程度高；后者則專為臺籍兒童所設，設備差，師資弱，程度低。雖然學制均為6年，但除數(shù)學課本相同外，其余各科教科書皆分兩套，灌輸不同思想，前者目標在培養(yǎng)軍國主義者，后者目標在馴化臺民為奴隸。為了解決日本人子弟的升學問題，只開辦了為數(shù)不多的中等學校，規(guī)定一律使用日語為教學語言。還限制臺灣高等教育的發(fā)展，直到1928年才開辦臺北“帝國大學”，目的是培養(yǎng)侵略南洋的人才。殖民當局規(guī)定小學每月一、八、十五日都要按時參拜神社，學生規(guī)范中要求學生上學前需打掃日式神龕，到校途中若遇神社必須敬禮，到校后要向天皇肖像行禮，每天朝會升日本國旗后必須遙拜宮城，遙拜天皇大神宮默禱。
在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面臨異族文化的惡性沖撞與毀滅性打擊之際，臺灣有識之土針鋒相對，秘密開辦“書房”(私塾)進行漢語教學，以“你辦一所公學校，我就辦一個私塾”的辦法，抵抗日本的殖民教育政策。林獻堂不顧殖民當局的警告，也在臺中等地主持過漢文教學班，為民族文化的薪火相傳而盡心血。
坂垣退助的“援手”，使林獻堂看到了“改良政治”的曙光，振奮之中，乃發(fā)動萊園櫟社同人和臺灣紳民集資18萬元，創(chuàng)辦臺中州第一高等學校(今臺中一中)。此系臺人自辦的第一所中學，專門招收臺民子弟入學。日人矢內(nèi)原忠雄曾為此驚呼：“這是臺灣民族運動的先聲。”
這年11月下旬，坂垣退助再度抵臺。12月20日，“臺灣同化會”在臺北鐵道飯店正式成立，坂垣退助任總裁，林獻堂因出會費最多也做了領導人。一些富有階層人士及知識分子秉著希望殖民統(tǒng)治者給他們一些“民權”、改良統(tǒng)治的愿望，也積極支持這一組織。一時間，這個由一群日本失意政客、退休官僚、浪人及落魄文人為班底，集合了一些天真的臺灣人的“同化會”，頗有聲勢。尤其是那些臺灣會員，或設立俱樂部，或開辦學校，或收買報章雜志，懷揣夢想展開了社會政治改良運動。
實際上日本人組織“同化會”，原意是借此同化臺灣人，瓦解臺民的，反日意志，分化臺民的斗爭力量。但林獻堂在“同化會”中卻強烈要求民權，向日本當局爭臺灣的待遇，并通過報章雜志不斷提出一些社會政治改良的主張。“同化會”與殖民政策產(chǎn)生了矛盾，1915年2月20日，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下令解散正式組建才不過兩個月的“臺灣同化會”。
“臺灣同化會”如此短命，給了林獻堂當頭一棒。他氣惱之余，以梁啟超當年“切勿輕舉妄動，避免無限犧牲”的教導為信條，并不與殖民當局碰硬，而是以一種軟性手段，繼續(xù)投身于臺灣民族運動。
組織新民會反對日人專制；創(chuàng)辦報刊推動新文化運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從猛烈炮火中走出的歐洲乃至世界人民，無不希望通過“國際聯(lián)盟”的成立，獲取永遠的世界和平。這股風潮也影響到亞洲，日本即有所謂“大正民主”的風潮，自由民主的呼聲在日本乃至殖民地臺灣擴散開來。林獻堂和一些臺灣知識分子敏銳地感覺到了這股潮流，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是新舊時代的分水嶺，期望一個“新世界”的到來，一向遭受凌虐的弱小民族會獲得得和平、自由與平等。而其時大陸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尤其是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的爆發(fā)，給正在尋找前進道路的臺灣知識分子以新的啟示和鼓舞。在日本東京的臺灣籍留日學生聚會上，愛國學生們形成共識：“必須從新文化運動著手，提高民族意識，改革社會風氣，作為爭取自由、反對日閥專制統(tǒng)治的憑借。”
1920年，林獻堂聯(lián)合留日臺籍學生，在東京創(chuàng)立“新民會”，自任會長，并仿北京《新青年》，創(chuàng)辦中文月刊《臺灣青年》雜志，其創(chuàng)刊詞如是宣告：
厭惡黑暗而仰慕光明——這樣的覺醒了。反抗橫暴而(服)從正義——這樣的覺醒了。排斥利己的、排他的、獨尊的野獸生活，而謀共存的、犧牲的、互讓的文化運動——這樣的覺醒了。
很明顯，《臺灣青年》提倡的是民主和自由。從此，臺灣人有了自己創(chuàng)辦的政論雜志。
新民會的最初宗旨是謀求臺灣的自治，但林獻堂考慮到完全的自治要求勢必引起日本的強烈反應，招致嚴苛的鎮(zhèn)壓，對臺灣的民族解放反而產(chǎn)生負面影響，所以將重點放在爭取臺灣人的參政權上，要求日本政府給予臺灣人和日本人一樣的平等待遇。林獻堂幾經(jīng)酌斟，決定首先要求廢除“六三法”，廢止對臺灣人歧視的法律，允許臺灣人參政。《臺灣青年》配合發(fā)表評論。
“六三法”是1896年初伊藤博文內(nèi)閣出臺的；‘臺灣法案”(因以日本明治29年第63號法案公布，故稱“六三法”)。該法是日本統(tǒng)治臺灣的基本法，以法律形式確立了臺灣的特殊制度，總督集軍政、行政、司法、立法等大權于一身的獨裁權力等。該法案原定期限3年，可直到1919年仍沒被徹底廢除。
林獻堂在日本政界人士中頻頻開展活動。此時日本政府一改臺灣總督由將軍擔任的做法而改派文官，林獻堂乃寄很大希望于第一代文官總督田健治郎。田健治郎起初同意廢棄該法，但當提交日本國會討論時，卻又變卦了，謂：“廢棄尚非其時。”林獻堂對此深表不滿，遂集合新民會員和臺灣留日學生400多人，在東京舉行了撤廢“六三法”的示威集會。
1922年4月，《臺灣青年》更名為《臺灣》雜志。次年初，《臺灣》雜志社在臺南成立“白話文研究會”，展開傳播白話文的工作。同時，在東京的《臺灣》雜志改為半月刊的《臺灣民報》(后改作旬刊、周刊，10年后再改為日報《臺灣新民報》)�！杜_灣民報》首先響亮地打出了“啟發(fā)我島的文化，振起同胞之氣”的宗旨，其次大力普及白話文，所發(fā)文章全部都用白話文書寫。
白話文的提倡和實踐，拉開了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序幕。
《臺灣民報》從創(chuàng)刊號始，就刊登了大陸的新文學作品，接著發(fā)表了在上海學習的臺灣人許乃昌的長文《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xiàn)在、將來》，介紹大陸新文學運動的有關情況。1924年9月，在北京師范大學讀書、接受五四運動洗禮的臺灣青年張我軍在該刊發(fā)表《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呼吁排斥舊體詩和八股文，以“團結、毅力、犧牲”為武器，改造臺灣的舊道德、舊文化與舊制度。年底，《臺灣民報》又發(fā)表張我軍的《糟糕的臺灣文學界》等文，猛烈抨擊“暗無天日，愁云暗淡，百鬼夜哭，沒有一絲活氣”的臺灣文學界，介紹陳獨秀與胡適文學革命理論和新文學作品，呼喚文學革命。
《臺灣民報》發(fā)表的文章，強烈激蕩著臺灣文壇，引起了新舊文學的論戰(zhàn)。這場論戰(zhàn)推動了臺灣新文學運動的深入開展，并在論戰(zhàn)聲中出現(xiàn)了兩份中文白話文學雜志——《人人》和《七音聯(lián)彈》。這兩份雜志的創(chuàng)辦，改變了《臺灣民報》孤軍奮戰(zhàn)的局面。
發(fā)起臺灣議會請愿運動，組建第一個合法的政黨
“六三法”撤廢運動未果，卻使林獻堂的思想發(fā)生了變化。他覺得，與其要求廢除臺灣的特別統(tǒng)治，不如要求設置臺灣特別的代議機構——臺灣議會。于是他便開始致力于設置臺灣議會的請愿運動。1921年1月30日，林獻堂、蔡惠如、林呈祿等在東京征集了177名臺胞簽名，向日本第44次帝國議會提出《臺灣議會設置請愿書》，要求設立一個由臺灣民眾選出的議員組成的臺灣議會。請愿書說：
帝國議會于明治29年以法律第63號付與臺灣總督，得以頒布命令取代法律之權限，使行政、立法二權握于同一之統(tǒng)治機關……民眾所受之痛苦，實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救亡之道，惟有就臺灣住民+公選議員，組織臺灣議會以行之。
面對臺灣愛國民眾從“不法”的武裝抵抗到“合法”的民權運動，日本政界處于十分尷尬的境地。按照日本憲法規(guī)定的民權原則，剝奪臺灣人的參政權明顯是違憲行為，何況日本不少學者和民主派的政界人士也積極支持臺灣人的“民權運動”。雖然日本帝國議會“拒不受理”林獻堂等人的請愿書，但這場請愿運動卻還是在日本政壇掀起了軒然大波，臺灣總督田健治郎被迫請議會把“六三法”作些許修正，日本政府頒布了所謂《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官制》，由總督任命和特聘20人為評議員，對總督的政務進行監(jiān)督評議。
林獻堂等9名新民會骨干接到了“評議員”聘書，他們以此有利條件更加積極領導和參與民權運動，對日本的殖民統(tǒng)治進行“合法抵抗”。在與殖民當局接觸時，林獻堂既不唯唯喏喏，也不說日本話，而是帶著秘書當翻譯，他不高興時照樣罵日本人“馬鹿野郎”(日本語，“馬鹿”指憨呆之意)。
這年10月，林獻堂又聯(lián)合臺北大安醫(yī)院開業(yè)醫(yī)師蔣渭水和蔡培火等進步人士，在臺北靜修女學校發(fā)起成立臺灣文化協(xié)會，林獻堂為總理。會員很快發(fā)展到1000多名，主要為臺灣醫(yī)專、臺北師范、高等農(nóng)校等校學生，也有林獻堂家鄉(xiāng)臺中一帶居民。文協(xié)以提高文化；啟發(fā)民智、喚醒臺胞的民族意識，擺脫日本殖民統(tǒng)治，改革社會為宗旨，提出“反對民族差別”、“反對奴化教育”、“獲得參政權”等口號。文協(xié)成立后，發(fā)行會報、文化叢書，遍設讀報所，舉辦講座講演會，組織劇團到各地巡回演出，傳播中華文化，傳遞來自祖國的信息，抗拒日本的殖民統(tǒng)治。
臺灣文化協(xié)會與臺灣議會設置運動、臺灣青年雜志社并稱為臺灣非武力抗日運動的三大主力。
1922年2月，林獻堂、蔡惠如等又征得512名臺胞簽名，再次向日本帝國議會兩院提出請愿，強調(diào)設置臺灣議會的重要性，反對同化政策，但仍被兩院“不采納”。5月，由東京返臺后，林獻堂等人在各地演講第二次請愿經(jīng)過，使殖民當局十分惱怒，林獻堂的總督府“評議員”一職被撤，并受到監(jiān)視。在殖民當局的壓力下，林獻堂宣布退出了議會設置運動。
其時臺灣文化協(xié)會發(fā)生了分裂：右翼以林獻堂、蔡培火等上層知識分子為代表，站在改良主義的立場，采取叩頭請愿的方式，希望在日本統(tǒng)治下實現(xiàn)其所謂的“地方自治”；左翼以王敏川、連溫卿等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為代表，堅決主張在臺灣進行階級斗爭以徹底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統(tǒng)治；以蔣渭水為代表的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則彷徨于兩者之間。面對此狀，林獻堂萌生了離開這個由自己發(fā)起的協(xié)會之意。
1927年10月，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等另行組建臺灣民眾黨，提出三大綱領：一、確立民本政治；二、建立合理的經(jīng)濟組織；三、改革社會制度的缺陷。這是臺灣歷史上第一個合法的政黨。民眾黨的成立，表明臺灣新興資產(chǎn)階級正式登上政治舞臺。
1928年7月15日，民眾黨在臺南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修改綱領，提出了“對內(nèi)喚起全臺灣人民的總動員，對外聯(lián)絡世界弱小民族及國際無產(chǎn)階級共同奮斗”。1929年9月17日，民眾黨在新竹市舉行第三次代表大會，在宣言中提出了“逐漸開展勞動運動，以農(nóng)工為中心進行全民聯(lián)合的民族革命斗爭”、“對外聯(lián)系世界無產(chǎn)階級和殖民地群眾，參加國際解放陣線”等新的戰(zhàn)斗綱領。
臺灣民眾黨的日益“左傾”，卻使林獻堂、蔡培火、楊肇嘉等改良分子不滿，于1930年8月脫離該黨，在臺中創(chuàng)立“臺灣地方自治聯(lián)盟”，要求“在不抵觸日本憲法之范圍內(nèi)”“實施完全之地方自治”。
1931年2月，民眾黨、臺灣文化協(xié)會先后被殖民當局取締。頗值人們反思的是，這兩大團體都是以林獻堂為主發(fā)起成立的、又是在他離開后被取締的。這兩大團體對臺灣社會所產(chǎn)生的影響是深遠的，其民族意識和愛國精神感召了許許多多的臺灣民眾。
11月19日，臺灣地方自治聯(lián)盟向新任臺灣總督太田政弘及拓務大臣提出《改革臺灣地方制度建議書》。隨后，自治聯(lián)盟在臺中、臺北、臺南先后舉行大會，呼吁“實行民選的地方自治”。
“代表四百萬臺灣人言論立場”；對國民黨不滿終老他鄉(xiāng)
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向中國發(fā)動了九一八事變。日本政府在臺御用報紙《臺灣日日新報》作了大量欺騙臺灣民眾的宣傳，什么“戰(zhàn)爭，非我日本政府所要，實因中國人的節(jié)節(jié)進逼(華軍襲我、毀鐵路等)，事后，日本軍已在刻意防止事件擴大，為維持威信，才‘嚴懲’敵人，而且，日軍英勇無比，一猛擊就使中國軍潰走”。在日本政府刻意傳達的訊息中，日本人發(fā)動這場戰(zhàn)爭系“自衛(wèi)還擊”，“師出有名”。此后的宣傳更是連篇累牘：什么“防止事件的擴大，是我(日本政府)努力的方針”、；‘為了維持我軍的威信，有必要嚴懲(華軍)——杉山陸軍次官的聲明”等等，不一而足。
面對日本的宣傳，不少臺灣人感到迷惘，不知如何看待大陸與日本。畢竟日本統(tǒng)治臺灣此時已近40年，大多數(shù)臺灣人在日本的高壓統(tǒng)治下，“對日本人的宣傳并無反抗的能力”。但林獻堂作為富家人擁有收音機，聽收音機的國際報道和看國際報刊成了他的訊息來源。他對日本人蓄意發(fā)動的這場侵略戰(zhàn)爭深為氣憤，為了讓臺灣民眾能收到可靠的戰(zhàn)爭訊息，他以《臺灣新民報》社長身份，聯(lián)合該報各股東，商定要讓這份發(fā)行五六萬份的中文報紙，“代表四百萬臺灣人言論立場”。
于是乎，《臺灣新民報》就九一八事變發(fā)出了與殖民當局的報紙、電臺不同的聲音。單從其在事變期間新聞版的標題，如“滿洲遍地起風云，日本軍占領奉天”、“張氏通電倡導和平，國家命脈一線僅存，披發(fā)攖冠拒容忽視”等，以及夾雜在新聞后頭的冷語，如“霹靂一聲，奉天城頭飄揚著日本國旗，不見有青天白日了”等，顯示了該報“心向祖國”民族主義立場。曾任諺報股東的楊肇嘉在回憶文中指出，力一八時期，他親眼看到新民報的編輯為日本侵略祖國痛心憤慨，將所有申文凡“支那”皆改為“中國”，還常與檢查報紙的日本警察發(fā)生爭吵。
《臺灣新民報》不僅為臺籍知識精英所依賴，還成了臺灣民眾的“喉嚨”。為了讓這“喉嚨”失聲，殖民當局一方面對新民報大行拉攏手段，一方面更加擴大欺騙宣傳，還發(fā)表了禁止建黨結社的嚴令，林獻堂領導的臺灣議會設置運動至此畫上一個句號。
從1921年1月開始到1934年9月結束，臺灣議會設置運動前后共組織請愿15次。雖然始終采取了叩頭請愿的和平方式，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卻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廣大臺灣同胞反對日本殖民統(tǒng)治、向往民族解放的情緒和要求。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林獻堂領導的最后一個團體“臺灣地方自治聯(lián)盟”也被殖民當局取締，《臺灣新民報》等中文報刊或中文欄目均遭�？�。高壓政策下，林獻堂等一批愛國紳士并沒有臣服，而是處于“地下狀態(tài)”仍在進行斗爭。
1943年12月召開的開羅會議為臺灣歸屬問題定了調(diào)，中美英三國首腦簽署發(fā)表的《開羅宣言》為中國收復臺灣奠定子依據(jù)。開羅宣言傳到臺島，林獻堂和臺民們有如“上天降福星”，悲喜交加，奔走相告，期待棄兒早日回到祖國母親懷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五條件投降。10月25日上午，國民黨臺灣行政長官陳儀在臺北公學會堂主持盟國中國戰(zhàn)區(qū)臺灣省受降儀式，林獻堂作為臺灣地方代表人物受邀參加。看到昔日驕橫不可一世的日本駐臺末代總督安藤利吉把恥辱悲哀和無奈全寫了臉上，林獻堂的心情十分快慰，他為家園從此再不受日本人的蹂躪而興奮。這從未有過的喜悅，使他禁不住淚流滿面。
臺灣光復后，林獻堂率團晉見蔣介石，慨然道：“臺胞在過去50年中，不斷向日本帝國主義斗爭，壯烈犧牲，前仆后繼，所為何來?簡言之，為民族主義也!”
這位“為民族主義”的臺灣紳土自1945年后歷任臺灣省參議會議長、臺灣省政府委員、通志館館長等職。在“二二八”事件后，他對國民黨的統(tǒng)治有所不滿，于1949年離開臺灣旅居日本，7年后病逝，給歷史留下了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生檔案。
(本文來源：網(wǎng)易歷史 作者：《文史精華》-鐘兆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