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現(xiàn)代人的推算，今年9月28日是孔子誕辰2560年。內(nèi)地不少地方都舉行了紀念活動。杜甫曾有詩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整個二十世紀，有很多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曾想系統(tǒng)地消滅孔子和他的影響，事實證明這種抽刀斷水的努力不可能成功。
不過，雖然今人對孔子的印象已大為好轉(zhuǎn)，但有一個故事仍在人們心中構(gòu)成一道陰影，部分地支配著人們對孔子的情感和判斷，那就是“孔子誅少正卯”的故事。不少文人在論及文化專制的時候，總不忘提及這件事，有些愚昧的當代儒者也幻想著有朝一日能夠像孔子那樣誅滅自己所劃定的異端。
其實，孔子誅少正卯的事，根本就是子虛烏有。不用去對孔子的思想、觀念之基本邏輯進行內(nèi)部分析，光是從當時的政治、司法制度來看，孔子根本就絕無可能誅少正卯。關(guān)于這事，現(xiàn)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復觀先生曾專門寫過一篇文章《一個歷史故事的形成及其演進》，為孔子辯誣。
首先，假定有“少正卯”其人，那說明他是個地位不低的人。很明顯，少正是王室的一種官職，少正乃是正的副手，他的名是卯。當然也可能是另一種情況，故事中這個倒霉的家伙并不是少正，而是他的先祖曾任少正之職，他以此為姓。即便如此，按照當時封建的傳統(tǒng)，他也算世卿之后，同樣不是任何人可以隨便處置的。
回頭來看孔子的身份�？鬃诱D少正卯的故事經(jīng)歷了一個演進過程，據(jù)徐復觀先生對文獻的研究，越是后來的記錄——或編造者——越是把他的職位往高里說，最早的文獻只說孔子為魯“司寇”，后來說是“大司寇”，再由大司寇而“攝魯相”，即代理魯相，最后則不是代理而扶正成為“魯相”。
有趣的是，編造這些故事的人以為，“相”是最高的官職，直講其視為秦漢時的丞相、宰相。殊不知，封建的春秋時代根本不可能有這樣的官職，它是戰(zhàn)國晚期王權(quán)專制時代才出現(xiàn)的。春秋時代倒是有“相”，所謂的相卻不過是禮儀活動中的贊禮人——現(xiàn)在陜西人還把婚禮、喪禮中的贊禮人稱為“相俸”。而按照比較可靠的歷史記載，孔子倒確實是禮儀方面的專家，他擔任的相正是這種相。此相與彼相差著十萬八千里，這個相不可能有任何司法權(quán)。
至于“司寇”，后人同樣錯誤地想象了其巨大職權(quán)，仿佛他就是后來專司司法、刑獄的高官，比如，刑部尚書、大理院院長之類。其實不然，在春秋時代，如果有司寇的話，也只是職位卑微的官員，也就相當于治安官之類的角色，根本管不到身為少正的卯先生。
凡此種種關(guān)于相、司寇的說法，都揭破了故事編造的一大破綻:孔子誅少正卯的故事是具有專制主義觀念的人、或生活于專制制度下的人，在想象生活于封建制度下的孔子的觀念和行為。這里的專制主義就是法家。徐復觀先生經(jīng)過文獻考證認定，孔子誅少正卯的故事“醞釀于戰(zhàn)國末期的法家思想(以韓非為代表)，成立于秦政焚書坑儒之世，盛流傳于兩漢之間……這是與法家思想及專制政治有密切關(guān)聯(lián)的故事”。
可悲的是，有些儒家人物也被法家專制理念魅惑，而相信并傳播這個離奇的故事。他們從來沒有想到，孔子生活的時代如果按照社會類型劃分，屬于封建制，跟他們自己所生活的專制政制是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因而，他們想象中的孔子與真實的孔子，比如與《論語》中所展示的孔子，根本對不上號。
如果明白了封建、專制之別，則孔子誅少正卯的故事的荒唐性就一目了然矣。夏商是什么政制，且置之不論，周卻明白地建立了“封建制”，一直延續(xù)到春秋時代。封建制最典型的特征是權(quán)力分散，而不存在集中的王權(quán)，因而就沒有自上而下授權(quán)的官僚體系。甚至可以說，當時根本就沒有完整的行政權(quán)力，不會有權(quán)力那么巨大的司寇、丞相。
當時調(diào)節(jié)貴族群體內(nèi)部關(guān)系的是“禮”。從《左傳》記載某些案件解決過程可以看出，當時的司法——更準確地說是司禮——活動，甚至沒有專業(yè)法官，而由某些德高望重的貴族擔任，且由被告的“同儕”參與——歐洲封建時代都是這樣的，而這就是現(xiàn)代陪審團的淵源。彼時，任何人都不可能獨自對另一個人做出死刑裁決，那將會引發(fā)國家或世家之間的戰(zhàn)爭。
最可悲的是，到了現(xiàn)代，盡管學者們大談什么封建、專制，到了孔子那里，卻全然忘記這些概念，反而毫無道理地把生活在封建時代的孔子，極力地描畫出一副專制的臉譜。問題是，孔子不要說支持，他甚至根本無法想象秦以后的那種成熟的皇權(quán)專制�？鬃铀幍臅r代，大體仍屬于封建鼎盛期，王權(quán)專制最多只有一點端倪而已。當然，孔子倒確實敏感地意識到了專制的危險，從他之反對土地稅、反對鑄邢鼎，都可看到他那極其偉大的政治預感；而反專制也正構(gòu)成了孔子思想的基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