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比爾·蓋茨和巴菲特，這兩位超級富豪將于9月29日赴中國舉辦慈善晚宴。與巴菲特著名的“天價午餐”熙熙攘攘的叫價場面相比，“巴比行動”在中國顯得冷清許多。

　　與兩位世界級富豪共進晚餐的機會并不多，中國僅有50位富豪收到了邀請。但是，由于晚宴既定的“慈善”主題，此次蓋茨與巴菲特的中國之行，也被蒙上了“勸說中國富豪參與慈善募捐”的面紗。

　　盡管蓋茨基金會中國代表處負責人表示，蓋茨這次“不勸捐”，但是，中國富豪們對此似乎并不買賬。截至目前，僅有SOHO中國首席執(zhí)行長張欣和“中國首善”、江蘇黃埔再生資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光標承認收到邀請，并表示將赴宴。

　　“巴比”在美國勸募的成績斐然，有目共睹。媒體報道稱，沃倫·巴菲特與比爾·蓋茨于8月4日宣布，“巴比行動”已成功勸說了40名美國億萬富翁，公開承諾捐贈自己至少一半的財富。

　　蓋茨基金會已向中國受邀人承諾不公開晚宴客人名單，但眾多被外界熟知的富豪們大多選擇了沉默，既不承認受邀，也不表示認捐。至于公眾視野所不及的“隱形富豪”們，則更是選擇了緘默。

　　這場以慈善為名的“夜宴”是否會變成勸捐大會？那些受邀的中國富豪們，真的是因為怕“被慈善”，才不愿公開表態(tài)嗎？對“富豪慈善”，公眾應該怎么看？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NGO研究所所長鄧國勝認為，慈善是一種自愿行為。中國與美國的慈善制度與文化差異甚大，不應輕易得出中國富豪“為富不仁”的結論，更不能把慈善作為中國富豪道德評價的標準。

　　對中國富豪不愿公開受邀信息，并承諾赴宴，鄧國勝認為，乃是受中國人傳統(tǒng)的“不露富”觀念影響。大多數中國富豪擔心，由于媒體的介入，可能會干擾其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這情有可原。

　　至于公眾推測眾富豪會因“吝嗇”而拒絕出席晚宴，鄧國勝表示，不愿被“勸捐”，也許是部分富豪未能主動赴宴的理由，但應非全部。應該承認，在對待“財產”問題上，中國與美國，無論是在觀念上，還是在法律層面，都存在巨大的差異。

　　首先，對于“慈善”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中美兩國法律給予了不同的界定，這可能是影響中國富豪行善的最主要原因。

　　鄧國勝指出，在美國等許多西方國家，個人收入越高，稅負越高。而無論捐錢還是捐物，往往可享受一定的稅收優(yōu)惠。對富人而言，與其被抽以重稅，不如行善積德。這種制度有效地鼓勵了富人積極參與慈善。

　　遺產稅的設立也推動了“全民慈善”的發(fā)展。由于稅率隨著遺產的多少水漲船高，這些西方富人辛苦一生最后，可能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傳給后代。加之對政府花錢的效率缺乏信任，這些富人們更傾向于在臨終前捐出大部分財產。

　　中國也在積極研究推出遺產稅。鄧國勝相信，如果有類似的稅收制度，財產捐贈的數額與比例將大幅提高。但是，中國推出遺產稅也面臨許多障礙。其中最為關鍵的就是國人對于“繼承”的認識。

　　在他看來，中國人的傳統(tǒng)思維中，“祖蔭”的想法根深蒂固。老一輩積攢的財富一定要傳給后人，決不能落到他人之手。這使捐贈行為很難蔚然成風。同時，中國缺乏穩(wěn)定、龐大的中產階級，這也在客觀上制約了慈善事業(yè)的發(fā)展。

　　鄧國勝指出，有關“認捐”的法律界定，中美兩國存在本質區(qū)別，這也部分決定了國內富豪難以瀟灑赴約。

　　對于認捐行為，美國適用“踐行合同”。即在“捐贈誓言”材料中明確表示，該捐助行為僅為“道德承諾”，而非法律合同，不具有法律強制力。因此，即使屆時承諾捐助的一方反悔，或因其他原因，未能履行捐贈誓言，從法律的角度來說，并不需承擔責任。

　　但是，中國有關法律規(guī)定，一旦認捐，相當于簽署了“承諾合同”。根據相關法律解釋，如果承諾捐贈后未能真正捐贈，受捐贈方有權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認捐者履行捐贈義務。這也能解釋為何“詐捐門”頻頻在中國上演，但在美國等其他國家卻鮮有耳聞。

　　鄧國勝表示，慈善捐助是個人的自愿行為，不應成為道德評價的標桿。對富豪是否愿意捐贈、捐贈多少，公眾不能強求。對未能達到所謂“適當”捐助標準的富豪，更不能橫加指責。

　　從某種程度上看，這些富豪在成就個人事業(yè)的同時，也提供了就業(yè)機會，為社會創(chuàng)造了財富，承擔了社會責任。這些貢獻不應被忽視，也不能因“捐得少”而被否定。慈善必須基于自愿而非強制，這是慈善行為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