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合本案，存在三個法律要點或難點：

　　第一，引誘他人(幼女以外的人)賣淫與引誘幼女賣淫在法律上是兩種不同性質(zhì)的行為即兩種性質(zhì)不同的犯罪，且處罰輕重存在顯著的差別(參見上述條文)。刑法對引誘幼女賣淫罪的處罰明顯重于引誘賣淫罪，意味著引誘幼女賣淫罪的性質(zhì)比引誘賣淫罪嚴重。因此，對本案適用法律定罪處罰存在一個難點，即同一人若既有引誘幼女賣淫行為又有引誘(非幼女)賣淫行為的，有沒有必要數(shù)罪并罰?通說認為，應當數(shù)罪并罰，因為二罪屬于不同種罪。

　　第二，“引誘”賣淫與“介紹”賣淫的區(qū)別，對幼女引誘其賣淫，是引誘幼女賣淫罪，是較重的罪行;而“介紹”幼女賣淫的，還只成立介紹賣淫罪，是較輕的罪行。對幼女賣淫是“引誘”還是“介紹”性質(zhì)不同、處罰不同，非同小可!二者的區(qū)別是：對本無賣淫意愿的幼女誘使其賣淫的，是引誘幼女賣淫;對于已有賣淫意愿的幼女僅僅為其介紹、引見嫖客，促成雙方實現(xiàn)賣淫嫖娼的，是介紹賣淫。其中，該幼女是否有賣淫經(jīng)歷并正從事賣淫活動成為認定的關鍵。通常對方是有賣淫經(jīng)歷并正從事賣淫活動且有賣淫意愿的幼女，認定為“介紹”賣淫較為適宜;對方是原本沒有賣淫意愿的幼女，或者是沒有賣淫經(jīng)歷的幼女，使其賣淫的，通常應當認定為引誘幼女賣淫，因為“幼女”辨認控制能力低，介紹還是引誘，作用相當。

　　第三，唆使他人引誘幼女賣淫并實施容留賣淫行為的，在認定構成容留賣淫罪的同時，是否有必要再認定為引誘幼女賣淫罪的共犯或正犯?根據(jù)媒體報道，習水嫖宿幼女案中直接實施引誘幼女賣淫行為的兩個嫌疑人，一個是14歲、一個是15歲，均沒有達到引誘幼女賣淫罪應負刑事責任的年齡。那么，指使他們實施引誘幼女賣淫的人，按照法理，可以成立引誘幼女賣淫罪。且與容留賣淫罪屬于不同種罪，可數(shù)罪并罰。

　　法律與道德、身份

　　記者：對此案的爭議、質(zhì)疑甚至非議目前還在網(wǎng)絡上沸沸揚揚，甚至有報道稱“律師不愿意辯護”。此案最終如何走向，現(xiàn)在看來還很難說，但是案子揭開以后，您認為確定無疑的問題是什么?

　　阮齊林：本案之所以一經(jīng)披露即引起公眾嘩然，還因涉及性道德和官員的身份。

　　我認為，對本案嫌疑人應當依法懲辦。嫖宿幼女不僅觸犯了刑律，而且也極端違背倫理，理應遭到嚴厲的譴責;涉案人員之中竟有官員，更激起了人們的憤怒。不過，國家在制定刑法時，對幼女的特別保護，對侵犯幼女的性行為的反倫理性，已經(jīng)作了充分的考慮，并體現(xiàn)在刑法規(guī)定之中，只要嚴格依法定罪處罰就足以罰當其罪。至于官員的身份，沒有特別考慮的必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不能因為官員身份受到優(yōu)待、也不能因為官員身份受到歧視。不能認為因為官員應有較高的道德情操就因此而承擔更重的刑事責任。因為本案的犯罪行為畢竟與官員的身份、職務無關。

　　此外，更不能感情用事，令本案涉案官員因其身份受到不公正對待。據(jù)有關媒體報道，本案開庭審理時竟無一辯護人出庭為被告人辯護，其原因是辯護律師稱“不愿意為這種人辯護”。這就不對了。如果這是真的，我認為本案涉嫌犯罪官員雖然不道德但沒有法律意義的失職;倒是這些受托律師具有法律意義的失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