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博客)

本周，黃光裕案再度成為傳媒關注的熱點。披露出來的信息是讓人吃驚的，記者們好象挖開了一條曲折淫穢的下水道，它與地面上的光鮮亮麗形成了驚人的反差。人們不禁要提出這樣的疑問：一個從事家電連鎖業(yè)的首富有必要構筑一個如此復雜而灰暗的政商網絡嗎？他為什么要將自己以及朋友們（如果那些同鄉(xiāng)官員是他的朋友的話）置于如此危險的境地？他的行為是因為恐懼還是因為貪婪？

在中國，政商關系是一個很難說清楚的話題。它的畸形基礎于兩個前提，而它們竟都有了兩千年的傳統。

一是千年以來的官商“一體兩面”，自呂不韋、白圭、陶朱公以降的商人群體，一直到晚清的晉商、徽商，乃至民國時期的孔宋家族，無一不體現了這一特征，乃至到今日，人們仍然對此津津樂道，在每年的中國圖書市場上，銷量最大的企業(yè)家傳記，不是別人，正是晚清的“紅頂商人”胡雪巖。

二是千年以來的中央集權制度。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中央集權超過兩千年的國家，其基本治理結構從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就沒有本質性的改變。因集權之需要，中央就必須對某些戰(zhàn)略資源――用現在的話說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支柱性產業(yè)”――進行壟斷性控制，因此，重要的經濟權力和資源便毋庸置疑地控制在官員手上。由此，中央集權－資源控制－權貴商業(yè)，似乎便內生為一種堅不可摧的利益結構。

在很久以來，中國學者將這一現象稱為貪腐。在1988年前后，吳敬璉和錢穎一把 “尋租”這個政治經濟學概念引了進來，根據這一理論，吳敬璉等人認為，目前中國腐敗蔓延的主要體制基礎是：行政權力對于微觀經濟活動的廣泛干預，會造成憑借權力取得“租金”即“非直接生產性利潤”的眾多機會。這種“權力貨幣化”或“權力資本化”的制度安排，造成了廣泛的尋租環(huán)境，埋下腐敗蔓延的禍根。

這樣的分析，在今天看來，已達成為一種共識，然而讓人遺憾的是，二十年前所描述的事實不但沒有得到改善，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甚至在相當長的可預見的時期內，我們竟看不到根本解決的可能性。

在一個如此漫長而令人絕望的轉型時期里，企業(yè)家如何處理政商關系，既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又是一個技巧性的問題。“離不開，靠不住”――也許是一種很生動的心態(tài)描述。在中國，一個與政界絕緣的人確乎很難獲得資源和超速成長，因此，討論政商關系，“企業(yè)家應該離政治有多遠”，一直不是一個問題，問題其實在于， “企業(yè)家應該離政治有多近。”

如果說，黃光裕是一個極端的范例，那么，是否存在另外一些可能性呢？

答案是有的，譬如，過去三十年中，中國企業(yè)家群體中有一些人與政界走得相當近，互動良好，卻沒有爆發(fā)丑聞，他們不只一個人，而是一群人。比如，魯冠球、吳仁寶、柳傳志、王石、馬云、劉永好、尹明善等等。

這些企業(yè)家都是處理政商關系的高手，他們的秘訣似乎在于：與政府走得很近，但不與特定的官員走得很近，絕不形成金錢上的對價輸送關系。

或問，政府不都是由官員構成的嗎？不跟他們走動頻繁、形成私密乃至互相“綁架”的關系，怎么能夠拿到資源？

這便是問題的關鍵以及對中國國情的掌握。有兩個事實是這種關系可能存在的原因。

其一，大多數的公務員是正直和廉潔的――至少這是他們向往的品質，因此，如果是有利于公眾、社會的事務，是他們所樂于支持的；

其二，中國的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都類似一個“公司”，被一條叫GDP的鞭子趕著往前走，為了地方經濟和部門經濟的發(fā)展，他們需要企業(yè)家的大力支持，而且這種需要往往是隨著宏觀環(huán)境的變化而變化的――譬如在2008年底，你可能很便宜地拿到土地，而到2009年初，你可能很容易地得到貸款。在很多官員心目中，經濟發(fā)展就意味著政績優(yōu)異，就意味著仕途通達，這是一個比金錢更大的誘惑。也就是說，在當前的中央集權和“GDP高于一切”的體制下，企業(yè)家存在“合法尋租”的空間。

在一個制度轉型的漫長時代里，黃光裕式的教訓是慘痛的。對政商關系的解讀沒有標準答案，有的只是一種生存法則。當然，這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本文來源：FT中文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