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莊慶鴻

　　8月14日，6830雙布鞋整整齊齊地擺在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廣場上，以紀念6830位在日死難勞工。每一雙布鞋的背后都是一個被撕裂的家庭。

　　這是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暨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勝利65周年活動的內容之一。

　　擺放這些布鞋的數十人是在抗日戰(zhàn)爭中被強擄的中國勞工家屬、日本友人和志愿者。在這支一律身著黑衣的隊伍里，有微駝謝頂的白須老人，黝黑的臉上刻著皺紋;也有打耳釘、燙卷發(fā)的少年少女;有中年發(fā)福的山東大老爺們;也有白帽長裙、用日語交談著的瘦削女士。他們表情嚴肅，都穿著同一件黑T恤，印有白字“不能忘卻的歷史”和幾個瘦骨嶙峋、掙扎著的人，這讓他們幾乎化成了一個符號。

　　從1943年到1945年，日本共強行綁架169批中國勞工到日本135個工地從事重體力勞動，共計38936人。6830這個死亡人數來自日本外務省1946年的統計。

　　6830雙布鞋，20490次彎腰

　　擺放布鞋的行動從下午4時30分開始。

　　“大家聽好，每一排放40雙鞋，放在臺階邊上，鞋跟靠攏，都擺成八字型。”組織者王紅在廣場上頂著大太陽喊，“每雙鞋都是我們的老人，鞋里放上些石子，免得被風吹跑!”

　　紀念館的廣場是兩指節(jié)長的粗石子鋪就的。在烈日下，抓起每一把粗石子，石子都是發(fā)燙的。

　　沒有人撐傘，沒有人抱怨石頭燙。有老人往每只鞋里放了特別滿的石子，還問：“這放在臺階上，鞋跟是要突出1厘米，還是5厘米?”

　　在廣場擺鞋原本預計一個小時完成。但一個小時之后，剛擺滿了數十級長臺階。夕陽西下，已經有老人干不動了，坐在箱子上扇風休息。

　　為了加快速度，人們排成一排，每人拎兩雙鞋，兩頭拉起一條長長的尼龍繩，喊一聲“好嘞”就把繩子貼在地面，每個人迅速把鞋跟靠在繩子邊上，再抓幾把石頭放進鞋里，然后再移動到下一排，仿佛插秧。

　　一條繩仿佛插秧的“戰(zhàn)線”，有人退到旁邊休息，或者動作略遲鈍，就露出了沒放上鞋的空檔。即使在夜幕下，也足以看清，一位滿頭白發(fā)的老先生默默彎腰，拿起幾雙鞋，走上前填上了空缺。他是70多的旅日華僑中日交流促進會秘書長林伯耀先生。

　　53歲的韓建國在100多米長的繩前不停地左右打著來回，喊著口號，就著微弱的天光檢查繩子有沒有歪斜。他是個典型的山東大漢。他的父親于1944年被日本兵強行擄走時只有19歲，在日本被強制勞動近一年。

　　“1945年被遣返時，我爸在天津下的船，從天津活生生走回山東啊，我現在開車都要4個小時……”這位干了一輩子公安的漢子說話的時候哽咽了，拿毛巾捂住了眼睛。“我爸是名軍人，后來還參加了抗美援朝戰(zhàn)爭。但他在世時始終很少提起勞工那時候，因為太痛苦了，他不想說。老人1985年去世時才59歲，醫(yī)生診斷食道癌，原因是年輕時落下的。”

　　從箱子里拆出來的布鞋放得越來越亂，有個女孩發(fā)現了，氣得直喊：“這雙鞋順了!都是右腳啊!那雙也是，還一只大一只小!”

　　面前的大叔都說：“姑娘，趕快擺吧，看不太出來……”

　　但她瞪著眼把擺好了的鞋都拎出來，重重扔到后面，說：“這都得重來!”

　　韓建國還不到20歲的女兒也參加了擺鞋的活動。借著手電光，她把一堆亂碼黑鞋的白布底一只只亮了出來，嘴里念叨：“39碼，左腳，這只41碼，這只也39碼對上了……”每對上一雙，她就給擺鞋的人送上一雙。

　　這次來南京，女兒的態(tài)度出乎韓建國的意料。

　　“因為記得牢的就是我們這代，我估計她就是來隨便看看，但是擺鞋也好，看展覽也好，我觀察她態(tài)度都很認真，真不錯。”這位父親說，“天太熱，她本來想穿牛仔短褲來的，我告訴她說不行，這是嚴肅的場合。最后她也穿了長褲。昨天她戴了頂紅帽檐的帽子，今天自己就不戴了。”

　　到晚上8時零7分，6830雙鞋全部擺放整齊。

　　每擺一雙鞋都要彎3次腰，從箱子里拆開取出來彎一次腰，送到預定位置放下彎一次腰，下一個人把鞋翻過來八字擺好、放入石子彎一次腰。

　　6830雙鞋，20490次彎腰。

　　擺鞋的日本人

　　來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參觀的白發(fā)蒼蒼的日本人，經常被習慣性地認為是來懺悔的日本老兵。但這次擺鞋隊伍中的15名日本人，卻一個也不是。

　　京都龍谷大學人類科學宗教綜合研究中心的中村尚司教授今年72歲，祖輩并沒有在戰(zhàn)時踏上過中國的土地。他父親的弟弟曾在二戰(zhàn)期間參軍，去的是越南戰(zhàn)場。“日本宣布戰(zhàn)敗的時候，我才6歲。小小的我頭腦里還以為這是一場和美國的戰(zhàn)爭。”

　　上世紀，中村教授曾經受邀作為研究者去往中越戰(zhàn)場，也曾受朝鮮邀請隨團去過平壤。但他說到這些時搖搖頭，認為這些并不算“真正的了解”。

　　“要想兩國、兩個民族真正互相了解，我們這些‘小人物’、平民也不能不行動。所以在草根層面，日本人不能不這樣到中國來看，中國人也不能不去日本看看，不了解歷史是不行的。”中村教授嗓子沙啞地說。

　　一頭短短白發(fā)的木越陽子女士，是2002年成立的花岡和平紀念會成員，參加聲援花岡受難中國勞工的行動已經20多年了。說到在花岡受難的中國勞工，她脫口而出：“共986人，419人死亡，是日本全國死亡人數最多的工廠。”

　　“花岡是個由礦山構成的小鎮(zhèn)子，我就是在這個小小的礦山鎮(zhèn)子上出生、長大的。父母都是在礦山工作，不過那時已是戰(zhàn)后了。我是1949年出生的，正好和你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樣大呢。”擺鞋的休息間隙，她對中國青年報記者回憶說。

　　1944年6月30日晚，無法忍受殘酷虐待的中國勞工發(fā)動了記入史冊的“花岡暴動”。

　　當天晚上四處逃跑的中國人被抓回，第二天集中于廣場上，花岡的普通民眾親眼目睹了中國人遭受毒打和屠殺，當時也有居民和警察、憲兵一起毆打中國人。

　　“花岡人通常對這一慘劇緘口不語，因為所有人都意識到自己是‘犯罪者’、加害者，即使你沒有打人、殺人，可能你的鄰居、弟弟就這么干了。被打的人會愿意說當時被打得多么狠，而打人者通常就不愿意提打人這回事，就像戰(zhàn)后的中國和日本。”木越女士說。

　　在戰(zhàn)后開采時，花岡人挖到了戰(zhàn)時填埋的舊坑洞，發(fā)現了不少中國勞工被填埋的骨骸。當時都沒有報道，歷史教科書上也沒有提及，所有人大為吃驚。由此發(fā)起了中國死難勞工的遺骨發(fā)掘運動和遺骨歸還回國活動。

　　讓木越女士自豪的一段歷史是，1960年代，日本合并行政區(qū)劃，而花岡町的山本町長對合并提出的唯一一個條件，就是保留中國勞工“花岡暴動”的慰靈碑。

　　“這樣的慰靈碑，在全日本都是很少見的。”它在1963年11月由日本各界友人募捐，在花岡町十瀨野公園建造。碑正面刻著“中國殉難烈士慰靈之碑”十個大字，被高大的樹木所環(huán)繞。木越女士每年都會看到，從海那一邊來的遺屬摸著碑上刻的中國人名字，說著“我現在已經比父親當年的歲數還大了，也有孫子了”，撲在碑上放聲大哭。還有人一看到就說不出話來，崩潰地跌坐在地上……

　　截至2009年，花岡和平紀念會向日本全國募捐到約4000萬日元，今年4月還成立了花岡事件和平紀念館。

　　山本潤子是日本最大的全國性報紙之一《朝日新聞》的編輯，40歲出頭，算是此次來華的日本人里相當年輕的一位。但她不是為了采訪而來。

　　“因為采訪和擺鞋不能兼顧，這次我不是作為記者，而是作為一個‘人’來的。好像說得太偉大了，我不知道怎樣表達才好……”她微笑著說。

　　“更想讓日本人知道這些”

　　作為紀念活動的一部分，“不能忘卻的歷史紀念抗日戰(zhàn)爭暨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65周年特別展覽”今天也在南京開幕。展覽作品中有兩幅格外醒目的黑白大畫，畫面中中國勞工們正被赤條條地吊在木樁上鞭打，眾多食腐的烏鴉停在骨骸前，有精瘦的勞工側坐。

　　這兩幅畫前面站著一位個子不高、戴眼鏡、白胡子濃密的日本老人。

　　他喊住一位陌生的女士：“您是日本人嗎?”對方點頭后，他便講起了歷史：“昭和29年(即1954年——記者注)歸還遺骨時，由于死的八十多人沒有被正式安葬，而是隨地掩埋，早就無法找全遺骨，湊數的假骨里竟然有狗骨頭、豬骨頭，此事被揭露，全國震驚了……”

　　聽到那位女士哽咽著回答“我是一名老師，回去以后一定把真相都告訴孩子們……”，老者不斷點著頭，咧嘴笑了。

　　這位老人正是兩幅畫的作者、唯一一位承認加害二戰(zhàn)中國勞工的日本人，87歲的畫家志村墨然人先生。

　　志村墨然人1923年生于日本北海道，1945年在日本鹿島公司玉川營業(yè)所做輔導員(對監(jiān)工的特定稱呼——記者注)，曾犯下虐待中國勞工的罪行。

　　他回憶時說得非常清晰：“在玉川的中國勞工從事的是選礦作業(yè)，勞動強度非常大，卻沒有受到人類應有的待遇。當時我們讓他們吃豬食一樣的食物，睡覺和大小便全都在一間屋里，為防止逃跑還要落鎖，窗口裝了欄桿，只能投進一點光……我們這些輔導員也經常毒打甚至吊起來拷問中國勞工，死了就用火燒掉。在燒掉的17名死亡中國勞工中，我就直接參與焚燒了15名。”

　　當志村回來走訪時，當時中國勞工們住的“泰山寮”，位于“發(fā)足村”，在50年的風雨中已經腐朽，而人們肩挑沉重的網籃往返的痕跡也被草木全部掩蓋，完全消失了。

　　而讓心懷負罪感的老人愕然的是，關于強擄中國人的記述，在當地村鎮(zhèn)史志中，一行也沒有!

　　“比起中國人，我更想讓日本人知道這些!”他在自己的畫前高聲說。

　　“戰(zhàn)后日本政府都否認這段加害歷史，加害的企業(yè)因為遣返強擄的中國人，而從國家得到大筆的補償金和優(yōu)惠措施，卻裝做不知道!個個都只盼望著‘都過去了，大家快點全都忘記吧’，這個態(tài)度讓我激憤了!”老人高聲地說，胡子顫抖，“我也曾經怕提及這段歷史，因為感到了‘恥’，但是我開始站出來說、作畫，也正是因為‘恥’。”

　　在他的畫里，瘦骨嶙峋的勞工有非常強烈的眼神。“勞工的眼睛，現在還刻在我的心里。”

　　“您畫作中的場景，是否有藝術加工的成分?”中國青年報記者問。

　　“這不是藝術，這是記錄!所有這些場景，都是我這雙眼看到的。”老人不斷點著自己的眼睛，“我從15年前開始畫，既沒有人拜托我，也沒有金錢的回報。就算我畫藝不精，但是我能做的就是畫，把我看到過的一切畫出來，這是我的贖罪。”

　　當志村墨然人第一次見到勞工遺屬時，占據腦海唯一的想法就是：“什么都別說，總之先道歉!”而遺屬對他畫出了自己沒親眼見過的歷史表示了感謝。

　　“如果不繼續(xù)鞭打這副老軀繼續(xù)畫，就不能實現60年前的補償和自責，我的‘戰(zhàn)后時期’也就不會結束。”老先生說。

　　“別只有遺族，全亞洲青年人要團結起來”

　　今年34歲的張恩龍，是勞工遺屬的第三代。“我爺爺叫張金亭，他是1944年洛陽戰(zhàn)役中被日軍俘虜的國民黨軍士兵，在花岡強迫勞動時是勞工里的‘中隊長’，跟著‘大隊長’耿淳一起發(fā)動了花岡勞工暴動。”

　　“戰(zhàn)后我爺爺沒有馬上回國。因為盟軍在橫濱審判B、C級戰(zhàn)犯，我爺爺作為證人留在日本。就在這期間，認識了我奶奶。她是日本人。”他推推眼鏡，說得很自然。

　　他本人自小從祖母那里學了些日語，也曾去日本留學3年。2004年，他接過了父親的擔子，開始參加每年6月30日花岡勞工暴動紀念等活動。

　　張恩龍?zhí)钩�，現在為二戰(zhàn)受害勞工奔走呼吁的中國人，大都是受害者的親人、律師。“這本來就是我們自己的事情，要是我們都遺忘了，誰還來記住?”

　　“現在年輕人即使有感情，也是淺的、暫時的。有時參加活動，小孩即興發(fā)言都非常好，但是出來一會兒就忘到腦后了，又是嘻嘻哈哈的，我們這一代就都比較肅穆。”韓建國說。

　　“我了解后就一直認為，花岡勞工精神是民族精神。因為在異國他鄉(xiāng)，所有的中國人團結在一起，起義前都下決心，萬一到了不得已的關頭就跳海自殺，寧死不屈!這樣的異國勞工起義，在全世界是頭一遭，這樣的精神，中國年輕一代應該知道。”韓建國反復說。

　　但在今天的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里，韓建國發(fā)現了一個讓他高興的現象。“我特地觀察了一下，這個特殊的日子來參觀的年輕人特別多，大概足足有八成，這樣的大熱天都來，真好。”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65周年的今天，中國人和日本人聚集在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和平廣場，舉行“南京國際和平集會”，沉痛悼念南京大屠殺中的30多萬名罹難者，祈禱世界和平。參加集會的有紀念館方面的人員及歷史研究學者，以及來自日本的銘心會、神戶·南京心連心會等友好訪華團體。

　　在開幕式的尾聲，一位大鼻子的黝黑中年男子走上前來。他名叫林廣財，是來自臺灣屏東縣瑪家鄉(xiāng)佳義部落的排灣族人，參與過“還我祖靈”運動。

　　在悠揚的前奏后，穿黃寬邊民族背心、頭圍民族彩帶的他低沉地唱起了在場幾乎無人能懂的語言：“Mi yo me，He he ya a wei……”

　　《Miyome》是一首阿里山鄒族人的傳統歌謠，為追念去世的祖先及親人，在喪禮或是祭祖時所唱。歌曲的鄒族語意思是：“月亮啊，請你照亮亡魂回家的路途……”

　　不少來參觀的群眾游客駐足不走，聽著這首哀傷又悠揚的歌，有人眼淚輕輕浮上眼眶。

　　著名的臺灣少數民族民意代表高金素梅也來到了現場。這也正是她們2008年到靖國神社要求歸還臺灣少數民族居民祖靈時，面對著日本保安警察的防線，高舉拳頭所合唱的歌。

　　她發(fā)言說：“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可能沒辦法看到申訴成功，但是我相信，凡走過必留下痕跡，相信透過我們這些活動，會有孩子記住我們的歷史。通過活動來讓日本的年輕人、韓國的年輕人都參與進來，來認識歷史。”

　　她反駁了部分臺獨人士對她的批評。“我孤身一人，又語言不通，要是沒有無私的日本義務律師、日本熱心朋友的支援，我是不可能到日本去抗議的。那么大家怎么看待幫助我們的這些日本朋友呢?其實我覺得我們之間建立的堅定的友誼，叫做和平的友誼，這才是真正的友誼。所以我從來不覺得我破壞了臺日之間的友誼。”

　　她記得，有一次展示完畢后，一位日本女性上來抱著她哭，說：“以前從來不知道，對不起，請你原諒。”高金素梅最后說：“我原諒你。我希望我們的友誼從此開始。”

　　“歷史是可以被原諒的，但絕不可以被遺忘，更不可以被扭曲。”她向著臺下的眾多中日友人大聲說。

　　最后，高金素梅女士呼吁道：“我希望向日本政府呼吁的力量不要僅僅限于被害人的遺族。我們應該更加團結，全亞洲人民團結起來。我要強調我們不是為了反日，不要再制造仇恨，我們要給日本政府面對歷史的勇氣，這樣他們才會真正得到全亞洲人民的友誼。最近日本首相菅直人為什么要向韓國道歉?其實他們清楚地知道，亞洲的友誼有多么重要�，F在的友誼是心虛的友誼，因為這段歷史還沒有和解，也還沒有被具體的行動化解!”

　　“所以，孩子們，請記取這段歷史，但是不要有仇恨。有任何機會請來看看展覽，也許它會給你感動，給你力量共同來參與。我們要讓日本人認識到，我們的活動是為了和平，不再有戰(zhàn)爭，就必須要面對歷史，我們不是為了反日。”

　　“日本年輕人不太關心歷史，不是他們沒有良知，是因為絕大部分人沒有看到過我們的照片和事實，我們希望通過不斷的活動可以讓更多的日本年輕人加入。我一向對人性是非常有信心的。有不少日本年輕人害怕來到中國大陸，所以中國的年輕人也應該適時伸出友好的手，告訴他們我們要的是日本政府正視歷史，而不是仇日。”高金素梅說。

　　本報南京8月15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