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因一句“員工家屬免費乘地鐵是為了‘反恐’”，引來無數(shù)板磚的原廣州地鐵老總、現(xiàn)執(zhí)掌廣州 白云國際機場的盧光霖，再出驚人之語——“現(xiàn)在政府扶持中小企業(yè)，但一些法規(guī)使中小企業(yè)壓力很大，所以最低工資標準就別再搞了，更多人有份工才最重要。 ”(見2月15日《新快報》)

　　又有人意圖拿最低工資標準開刀了！

　　最低工資標準是對勞動者權益的一種修補，也是勞動者的護身符。眾所周知，我們的勞動力成本相對低廉，一些地方的最低工資標準多年沒有調整。既然如此，為何仍有人視其為眼中釘、肉中刺呢？

　　身為廣東省人大代表，盧光霖可以在廟堂之上建言獻策，也可以面對媒體侃侃而談。但讓人不安的是，誰來與其針鋒相對？誰能代表勞動者說幾句話？

　　最低工資標準不是救命稻草，也不是拯救勞動者權益困境的不二法門，但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障勞動者的權益。因為無須諱言的是，一些血汗工廠的老板對農民工盤剝甚深，支付的薪水卻很少。有了最低工資標準，客觀上，企業(yè)主的頭上 就懸了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農民工也算有了護身符——起碼在法律上他們有拿到最低工資的權利。

　　但事實上，在不少地方，這些占多數(shù)的打工者卻沉默著。盡管他們有 利益訴求，也有發(fā)聲的欲望，但他們無法和盧代表進行平等博弈。當盧代表興奮地建議別再搞最低工資標準時，大多數(shù)打工者并不在場，無法與其分庭抗禮，而在場 的屈指可數(shù)的打工者代表有沒有意愿、勇氣和能力去反駁，也很難說。

　　進一步而言，在一些地方，能夠使雙方坐下來協(xié)商的機制還不健全。一些強勢人物憑借話語權，為所在利益集團代言，以影響政府決策，而那些缺少話語權的弱勢群體沒有機會與之平等博弈，這本身就是一種不公平。

　　有學者稱，為了應對經濟危機，社會各階層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政府要損失一部分稅收，企業(yè)要損失利潤，個人可能也要受一些經濟損失，甚至失去工作崗位。但這種成本怎么分擔、以什么方式分擔？

　　共克時艱需要和衷共濟，共同承擔，而不是只想著取消最低工資標準，無視普通勞動者的訴求和權利。讓沉默的大多數(shù)發(fā)出聲來，建立雙方能夠坐下來協(xié)商的機制，這是應對金融危機的有效方式，也是打破各利益群體隔閡的有效方式。

       (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