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偶然在電視上看到著名足球教練徐根寶參加“舞林大會”的片段，徐指導不但探戈跳得好，話也說得精彩。當被問及“足球”與“跳舞”有沒有關系時，他嚴肅地說：“足球和跳舞很有關系，主要就是一個‘重心’問題……你看巴西隊隊員，他們左晃后晃，能控制住重心，把你晃倒了，他把球帶過去了，……他們的桑巴舞跳得好�。∷�以我建議我們的一些退役運動員，像范志毅、申思什么的，都來這里跳一跳……”———徐根寶就是徐根寶！他不僅能激情四射地吼出“不搏不精彩”，更重要的是還具有一種強烈的“專業(yè)精神”和“專業(yè)意識”：什么事都能和他的足球聯(lián)系在一起，做什么都能從中悟出些踢球的道理來！試問，若一個人幾十年來就專注于一件事、琢磨一件事，所謂“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優(yōu)哉游哉，輾轉反側”，豈有不成功之理？

　　事實上，不同專業(yè)背景的人看世界的角度多少是有些不同的，其琢磨出來的道理也不盡相同。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思從體育比賽中看到的，是“制度”的三個要件。他說，制度乃是一種人類在其中發(fā)生相互交往的框架，包括正式規(guī)則、非正式約束和實施機制三部分，這和團體競技體育的游戲規(guī)則相似。正式規(guī)則確定了比賽的進行方式，參賽隊的目標是要在這套規(guī)則下贏得比賽———融技巧、戰(zhàn)術和配合于一體，有時運用正當?shù)氖侄危�有時運用不當?shù)氖侄�。非正式約束則包括好的賽風（如不得“故意”傷害對方的核心隊員）等。有些運動隊靠不斷犯規(guī)和威脅對方來獲勝，但這種策略是否劃得來取決于制度的第三個方面———實施機制的有效性，即監(jiān)督的有效性、犯規(guī)成本的高低以及處罰的輕重。所有這些，決定了一個制度的運行效率。

　　此外，諾思還從體育比賽中看到了“組織”為其成員提供“干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激勵的重要性。在正式與非正式規(guī)則以及強制力量給定的情況下，是什么決定了一場比賽質量的呢？很明顯，是運動員的技術和對這項運動的理解。即便規(guī)則相同，業(yè)余等級比賽與專業(yè)比賽相比，或是同一個球隊的第一次比賽與第一百次比賽相比，仍然會是不同的。這種差別之所以存在，是由于不同的運動員所擁有的可溝通知識（communicable knowledge）和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是不同的�？蓽贤ㄖ�識，顧名思義，是指那些可在個人之間進行傳遞的知識，而默會知識則部分地通過實踐得來，并只能部分地溝通。“人們不可能只憑書本（可溝通知識）就打好網球，還必須在‘干中學’，不斷積累默會知識”，一個好的球隊必須要能為其隊員的“干中學”提供有效激勵。這對所有類型的組織來說都一樣重要。

　　如果說諾思的感悟偏重于理論，那另有一些經濟學家則直接運用經濟學模型來預測奧運會的獎牌數(shù)目了。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教授丹尼爾·約翰森在2000年悉尼奧運會前夕構建了一個十分簡單的模型，納入參賽國的五項基本數(shù)據：GDP、人口數(shù)、政治體制類型、氣候（平均氣溫低于零度的天數(shù)）以及是否為主辦國，成功地預測了各國的獎牌數(shù)，預測吻合度高達95%－96%。美國達特茅斯大學商學院的經濟學教授安德魯·伯納德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經濟學教授邁格翰·布斯運用大致相同的解釋變量（只多了一個“歷史戰(zhàn)績”因素），也準確地預測出了悉尼奧運會各國代表團的獎牌數(shù)，平均誤差不超過4枚，甚至精確地預測出美國代表團獲得97枚獎牌，包括37枚金牌，其準確程度著實令人驚訝，并且還不斷地被以后的比賽所證實———聽起來，這不像是真的！獎牌的獲得強烈依賴于運動員的技術和臨場發(fā)揮，有不少偶然性，就連約翰森教授自己也說：“這個精確度讓我們自己都覺得是不是犯了什么錯誤！”

　　對此的合理解釋可能是：1、納入模型的這些解釋變量確實與一國的體育總水平密切相關；2、單個運動員獲得獎牌與否是有極大的偶然性的，但就一國運動員整體而言，得獎牌的數(shù)目就是高度可預測的了，正如北京奧運會首日比賽中，被寄予厚望的杜麗沒能拿到金牌，但龐偉卻不聲不響地拿了一塊回來。所以，經濟學家或許無法準確地預計一個人的未來收入，卻能從宏觀上相對準確地預測一國的國民總收入；3、“獎牌預測模型”雖有一定的解釋意義，但卻并不包含任何倫理含義（比如，增加的GDP不用在體育上而用在其它方面上，也是一樣好）或現(xiàn)實指導意義。約翰森教授就曾風趣地說：“我并不清楚如何在奧運會上獲得更多的獎牌，大概是提高GDP？”

　　（作者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