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當深圳市羅湖區(qū)公安分局局長安惠君受賄一案曝光時，公眾的注意力幾乎都集中在這位女局長接受男下屬性賄賂這一案情上。當媒體試圖挖出更多細節(jié)之時，深圳市檢察院卻稱安惠君性賄賂“不屬偵查范圍”。自2001年人大代表提出“性賄賂應該犯罪化”議案以來，是否應將“性賄賂”犯罪化列入刑法懲處再次成為公眾話題。
法律與性賄賂的關系究竟如何，作為女性的安惠君接受“性賄賂”帶給我們哪些新的啟示？為此，本刊記者專訪了性社會學家李銀河女士。
《新周刊》：“性賄賂罪”的提出到現(xiàn)在，社會對成立這一罪名的呼聲很高，但司法機構卻因其“難以界定”與“難于取證”而遲遲未能立罪，如何看待這一現(xiàn)象？
李銀河：從法律的角度講，的確是很難定罪。尤其是在安惠君這樣的案子中，“行賄方”是用自己的身體或感情去行賄，他(她)既是行賄方又是載體。假如當事雙方說他們是有感情的，你能怎么辦？因為兩性關系是一種私人以及精神層面的東西，你能判斷出行賄方對受賄方的付出是有90%出于功利目的、10%出于感情，又或者是功利目的和感情各占一半嗎？很顯然，這個是法律無法量化的。因此更無法針對具體的情況進行定罪與處罰。
有另一種情況是比較好處理的，比如通過花錢買色情行業(yè)的服務來向受賄方賄賂。這種情況因為功利目的明確、賄賂數(shù)目可以從所花金錢中得到量化，所以一般都能處罰到行賄方。但關于受賄方，又有一個新問題出現(xiàn)，假如受賄方一口咬定自己是因為喜歡行賄方送來的女人(或男人)，基于感情的基礎上才發(fā)生的性行為？法律能夠制裁這個嗎？所以“性賄賂罪”的確有很多界限模糊的東西，我們無法把一切都交給法律去解決。
《新周刊》：假如法律無法解決，在道德感又如此薄弱的今天，我們還能憑借什么？
李銀河：還是只有道德的批判。我認為，在所有的性方式中，雙方應該是平等的。同性戀也好、虐戀也好，雖然一開始也受到了很猛烈的道德批判，但基于雙方平等、又未傷害到第三方，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個人的選擇，社會應該寬容對待；而婚外情與“性賄賂”都應該受到嚴厲的道德批判。一個是因為傷害了第三方利益，另一個則是用權勢買性，在性行為中與對方并不平等。至少在我看來，一個同性戀者要比性受賄者純潔很多，因為前者是基于愛而不是欲。
《新周刊》：“性賄賂”中作為載體的女人(或男人)、包括性交易中的小姐，又如何看待？
李銀河：對于一些把出賣性作為謀生工具的女性，我沒辦法批判。其實這個問題自古就有，以前舊式婚姻里妻子沒有經(jīng)濟來源，嫁給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人，提供長達一生的性服務，這不就是交易？即使在現(xiàn)在，現(xiàn)實中也有大把的婚姻是基于金錢的考慮而來，今天的婚姻中又有多少性是出于愛而不是出于利益的需求？我猜不到一半。
雖然到現(xiàn)在為止沒有辦法可以制止一個人將自己的性作為商品交易出去，但可以說他們的道德層次不高。當別人都可以單純地享受性時，她卻要將其作為商品交換——至少他們是可憐的。尤其對男人來講是這樣。雖然社會上常常有人對這些人提出指責，我認為沒有理由這樣做，自認為道德層次很高的那部分人沒有理由將自己的標準強加于人，沒有理由將自己的尺度作為標準去對另一部分人橫加指責，道德靠的是感化，靠的是自我調(diào)節(jié)和約束，這只能通過教育來解決，不能指望通過法律來進行干預。
《新周刊》：安惠君事件中，焦點都聚集在“女局長授意男下屬對其性賄賂”，而真正導致安受到處罰的錢財受賄倒成了其次。
李銀河：大家關注，是因為這個事情稀奇。因為一貫的情況是女的在兩性關系中地位比較低，一般都是作為行賄工具的第三方出現(xiàn)。這次翻身做了“主角”，在性方面利用職權剝削男下屬。對媒體來講，這是賣點；對群眾來講，這是談資。
其實，報紙上經(jīng)常報道男貪官有情婦，大家沒這么沸沸揚揚。天底下貪官都一樣，所以女腐敗分子和男腐敗分子的趣味也一樣，除了錢財就是性，這沒什么好奇怪的。
《新周刊》：性之所以可以成為一種賄賂，是不是也跟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有關？ 因為也有消息稱安與男下屬的非正常關系是因其婚姻不和諧而導致。
李銀河：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肯定有問題，有一些東西是違反人性的。有一部分人喜歡一對一的關系，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不喜歡這樣，目前的婚姻制度并沒有照顧到所有人的需要。據(jù)我所知，現(xiàn)在北歐國家有50%的配偶是不結婚而長期生活在一起。
權色交易、性賄賂，包括情人現(xiàn)象，是社會針對婚姻制度中出現(xiàn)的一些問題進行的自我調(diào)節(jié)——當然這有可能是以一種極端或錯誤的方式出現(xiàn)的。隨著社會的發(fā)展，人們對其生存的方式、生存的條件有了更高的要求，這些要求在推動著人們的法律觀、倫理觀逐漸發(fā)生著變化�，F(xiàn)在很多男人有了錢都會想找情人，你不能僅僅只是指責當事人的道德低下，要想想我們的文化背景。對女人的擁有從來就是中國男權社會中一個不成文的成功標志�，F(xiàn)在男女略微平等一些，一個有權有錢的女性，當她的婚姻不滿足，自然會需要情感需求，所以也會有女人養(yǎng)情人。無論情婦或者情夫，也許一開始是建立在平常所說的“權色交易”之上的，但是人是感情動物，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之間有了感情，你就很難說這還是一種交易了……人感情范疇的東西恰恰是法律最難界定的，但是建立在金錢和交易之上的感情和性我不認可。
《新周刊》：那么落回到安惠君事件中，雖然司法機構以“涉及個人隱私”為名沒有調(diào)查此事的細節(jié)，也回避了安的性賄賂說法，你認為媒體以“性賄賂”報道此事合適嗎？該如何看待這一事件？
李銀河：性賄賂并沒有真正成為一個罪名，只是媒體的說法。我想也許提“性騷擾”更合適。因為首先雙方地位不平等，假如真的如傳聞所言，安惠君利用自己的職權對下屬有所暗示、提拔為自己付出性服務的男下屬，那么這應該算是一種性騷擾與以權謀私。
而假設雙方自愿，又基于感情基礎，那么性騷擾與性賄賂都無法成立，唯一能定罪的就只能是以權謀私了。
